南方在野:墨家非儒,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启蒙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0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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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野  


先秦诸子著书立说,孔墨先出,老子在后,至于法家兵家,那更是后来的事。实际上道家主张“无辩”,他们是不喜欢参与辩论的。那么只能说:是墨子开启了百家争鸣。

墨子是如何开启了百家争鸣?当然是走“非儒”的路子。有趣的是,墨子早年也以儒为师,后来又针对儒家学说的弊端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评。这在有些腐儒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东周早年,当中原学术思想还沉迷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中时,墨子的非儒思想评论,突破了当时对权威学术的迷信,实践了对思想文化的自由评判,可谓雄鸡一唱天下白,开启了百家争鸣之路。墨子的非儒实践,其自由评判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引领了春秋战国“百花齐放”一个时代的到来,这对当下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仍然具有启蒙价值。

以非儒评论,开百家争鸣,可见墨子的文化批评必有独到之处。那么,墨子的非儒思想评论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南方在野认为,墨子的独到之处在于选题得当。具体地说,墨子与儒生辩论,选取的辩题皆直指对方的要害,且涉及当时社会问题的核心。而绝对不是象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生辩论赛”,专挑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来扯皮。

墨子非儒,都有哪一些重要选题?据《墨子?公孟》记载,墨子与儒生程子辩论,说儒家有四种政治主张,“足以丧天下”。墨子或与儒生辩论,或直接批评孔子,其主要事迹散见于《墨子?公孟》《墨子?耕柱》,是可信的材料。

总结这些材料,南方在野认为墨儒争鸣的中心辩题有六:天人之辩;力命之分;礼法之别;古今之争;义利之辩;名实之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六个问题:(1)信不信神?(2)认不认命?(3)如何建设和谐社会?(4)复古,还是开新?(5)义利分离,还是义利结合?(6)讲不逻辑?

(一)、天人之辩(信不信神?)

儒家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但墨家是主张明天志的,“天之兼爱天下之百姓”,“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墨子批评孔儒没有天志信仰。有一次,儒生公孟子说:“没有鬼神。”但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反驳道:“主张‘没有鬼神’的观点却劝人学习祭礼,这不是没有宾客却搞宾客之礼么,这不是没有河鱼却结网打渔么。”(参见《墨子?公孟》)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要笑了,这墨子不是搞“唯心主义”吗?且慢下结论。中华先秦哲学博大精深,不是用唯物唯心就可以分的清楚的。墨子明天志鬼神,在当时是对中原进步神学思潮的一种继承。这个还必须结合先秦神学思潮来理解,有必要专文考察。

(二)、力命之分(认不认命?)

儒家主张“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墨家主张非命,“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

墨子认为孔儒所说的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他认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努力学习与从事,就可以改变命运。墨子有一次对儒生程子说:“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那么执政者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勤于政事;平民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努力学习与工作了,这足以使天下人丧亡。”(参见《墨子?公孟》)

非常有意思,孔子不信鬼神,但信“天命”。孔子心中没有上帝,但他要求大家认命。墨子明“天志”,但非命。在墨子心中,上帝兼爱世人,而且喜欢勤奋的人。天志兼爱,天道酬勤。

(三)、礼法之别(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总的来说,儒墨两家都赞成“建设和谐社会”。但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有分歧:

儒家主张以“礼乐”治理天下,孔子所言“礼乐”,即血缘宗法制与等级礼乐制,儒家喜欢搞厚葬久丧,好搞大型庆典,弦歌鼓舞,以体现等级差别,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算是和谐;但墨家主张以“法仪”治理天下,墨子所言“法仪”,即平等兼爱尚贤尚同之法,墨家反对贵族阶级浪费民力厚葬久丧,反对大型庆典弦歌鼓舞,认为这并非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办法。

有一次,墨子对公孟子说:“按照儒家所主张的丧礼:国君与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穿戴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死了,只一年;族人死了,五个月;姑、姐、舅、甥死了,也都有几个月的服丧期。又在不办丧事的间隙,诵《诗三百》,又配以舞蹈。如果用你们的言论,执政者哪一天可以从事政治呢?老百姓又哪一天可以从事事务呢?”公孟子答道:“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贫困就从事事务,国家富裕就从事礼、乐。”墨子说:“国家安宁,如果治理废弃了,国家的安宁也就废弃了。国家富裕,由于百姓从事事务才富裕;百姓的从事废弃了,国家的富裕也就废弃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现在你说:‘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就如同吃饭噎住了才凿井,人死了才求医一样。古时候,三代的暴虐之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大搞声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而自身成了刑戮之人,政权也遭到了灭亡,都是由于这种主张造成的。”(参见《墨子?公孟》)

(四)、古今之争(复古,还是开新?)

儒家“信而好古”主张“术而不作”,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只要复古就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创新;但墨家并不迷信古代,而是认为古代好的才赞扬提倡,古代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去创新,墨子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

比如当时的儒生公孟子甚至说:“君子一定要说古言、穿古服,然后才称得上具有仁德修养。”墨子于是反驳说:“从前商纣王的卿士费仲,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箕子、微子,是天下有名的圣人。这是同说古言,而有人仁德有人不仁德的例子。周公旦是天下有名的圣人;关叔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这又是同穿古服,而有人仁德有人不仁德的例子。具有仁德修养,不在于古言古服!况且你效法周而没有效法夏,你的古,其实并不古。”(参见《墨子?公孟》)

墨子又说“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参见《墨子?非儒》)

(五)、义利之辩(义利分离,还是义利结合?)

自孔子之后,儒家是主张将义利分离的,他们认为君子只讲义,而不言利;但墨家主张义利结合,认为义的本质,就是利于人。

其实孔子未必认为义利分离。但从总体上来说,儒家思想是只讲义,而不言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瞧不起商人的。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与儒家这种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的。儒家说“君子固穷”,在他们那里,穷彷佛是一种光荣。

但墨家是不肯空言仁义的。墨家之“义”,就是“兴天下之利”。这里所说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墨子提出要增产节约“强本节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指的是开发本国资源,再加上节俭。在墨子看来,所谓的行“义政”,就要使国民富足,“欲其富而恶其贫”(《墨子?天志下》)。墨子认为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贫穷饥谨会使人性异化。《七患》言:“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墨子义利合一的思想,在今天有现实的意义。墨子说“义,利也”又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之义,就是做加法“索天下之隐利”,就是双赢思维。

(六)、名实之论(讲不逻辑?)

儒家的逻辑是以名正实,比如说,要按照“君、臣、父、子”之名称来责实,以维护周礼;墨家的逻辑是以实正名,依据实际事物来命名,墨家认为名称是用来来模拟称呼实物的,不能以名害实。

墨家是非常重视语言的逻辑的。墨家著有《大取》、《小取》,是墨家逻辑学理论和体系的大纲,也是第一个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他们认为逻辑学的基本起点是“以名举实”,即以名称来模拟称呼实物。除此之外,墨家还提出: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认为言谈之道,要“知类”“明故”“出理”。

墨子曾经有一次批评儒者同字反复,概念模糊。墨子问一个儒者说:“何故为乐?”儒者回答说:“乐以为乐也。”墨子说:“你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建造房屋也用来分别男女。’那么,是你告诉了我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何故为乐?’回答说:‘乐以为乐也。’如同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建造房屋是建造房屋’一样。”(《墨子?公孟》)

更有一次,墨子直接批评孔子逻辑混乱: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施政的道理,说:“善于施政的人该怎样呢?”孔子回答道:“善于施政的人,对于处在远方的,要亲近他们,对于故旧,要如同新交一样,不厌弃他们。”墨子听闻后,说:“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答案。叶公子高难道会不知道,善于施政的人,对于处在远方的,要亲近他们,对于故旧,要如同新交一样,不厌弃他们。他是问怎么样去做。没有解答人家未知的地方;而去告诉人家已知的地方。所以说,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答案。”(参见《墨子?耕柱》)

墨子非儒,所提出的六大核心辩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引发了先秦诸子浓厚的兴趣。围绕这些核心命题,儒法名道纷纷发表看法,相互辩难。是墨子的自由文化精神,引导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

永远的启蒙,墨子的非儒精神

现存《墨子·非儒》一篇,学者多考察不是墨子原文。尤其是后半部分,有人说是从《晏子春秋》中搬过来的,明显是后人附会。不过墨子非儒则是可以肯定的。墨子非儒,绝对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不是为了将儒家思想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当代当代墨者,由于经典墨家有《非儒》篇章,就也纷纷把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不分青红皂白狠批一顿,那就太不上进了。墨子非儒,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是一种勇于述古作今的创新精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文化自由精神,当代墨者,必须学习墨子这三种《非儒》精神。“非儒”,要有新思维。要搞清楚,批什么?怎样批?

首先,要继承墨子文化批判的精神。批判所有的专制文化。

专制文化,古今中外皆有,中国受几千专制统治影响,尤为严重。比如说,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之腐朽文化;儒家主张的政治上的等差之爱;道家主张的愚弄民众的黄老之术;法家主张的高度专制严刑酷法;经典墨家对尚同理论一些不太科学的表述……。所有反民主,反平等的思想与立场,都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对象。不管是他人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都要狠狠地批评。要让专职文化无藏身之地。当然,大家个人可以观察一下,国人受那些思想文化的毒害最深,在文化批判的时候可以有所侧重。我们新墨家的“非儒”工作,要继续,而不是停止。只有这样,才有文化自由与文艺复兴。

其次,要继承墨子述古作今的创新精神。在立论中驳论。

批判不是为了纯粹搞破坏。批倒了专制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精神的废墟。西方文化毕竟不是我们的根,终究还要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创新精神,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一股脑不加分析完全否定自己所有的传统文化,是错误的;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借口维护传统不肯创新,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创建新文化,就是要继承墨子辨证的创新精神,正确对待传统,积极学习西方,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最后,要继承百家争鸣的文化自由精神。坚决反对文化专制。

新文化运动,打倒专制文化之孔家店,是正确的。可惜,悲哀的是,倒了孔家店,又来了马家店。今天,我们“非儒”,就是凡要开独家店的,我们都要很很的批判。

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万能的,还是文化自由,百家争鸣好。文化自由,百家争鸣,才是真正的中华文艺复兴。中国文人能自由写作创作了,中华文艺自然就复兴了。任何一个想开独家店的儒教,马教,都是我们批判的对象。现在,不论是儒教,马教,削尖了脑袋要搞文化专制,不得不非。所以今天我们还要高举“非儒”大旗。

古代儒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而今天,儒家迎合统治者,统治者强奸儒家,这让许多儒生深陷其中的快感。这是必须警惕的。复兴儒家,杀尽百家,是错误的。就象马教独尊,一样的错误。儒家思想、马列毛主义有自己的价值,我们承认。但你任何一家要搞文化专制,我们就不得不批评。

百家争鸣、文化自由,是我们墨家自墨子以来的鲜明立场。传统墨家里面自然也有不符合今天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新墨家有清醒认识,坚决与文化专制决裂,坚决反对任何一家搞文化专制,自己也不妄想搞文化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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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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