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远:王权与表演

——论《哈姆莱特》中的君主政体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09: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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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远  
让奥菲利娅去试探王子发疯的原因。他在决策时似乎意识到民意可以制衡王权。发现波洛涅斯被王子误杀时,他说丹麦人喜欢王子,“只凭眼睛,不凭理智;我要是处罚了他,他们只看见我的刑罚的苛酷,却不想到他犯的是什么重罪”(《哈》:Ⅳ.3.3-6)。但这实为一个尚未稳固掌握王权的国王所不得不采取的妥协姿态,连他自己都感叹国王身份更似一种伪装,承认自己的“虚伪言辞”好似“娼妇的脸”(《哈》:Ⅲ.1.53,51)。克劳狄斯也给众多人物安排角色,包括波洛涅斯、奥菲利娅、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和其他廷臣,但不是安排他们试探王子,就是安排他们谋害王子。与老国王相比,克劳狄斯唯一的不同是,他已看到作为“身体”的国家可以对作为“头脑”的国王有所限制,因此在尚未坐稳王位时,故意用国家政体的意志暂时掩盖其个人意志。

   参照《哈姆莱特》创作时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政局,剧中新旧两位国王的统治实为同一君主政体的两个阶段。两人均通过角色扮演和安排其他人物角色扮演实施统治,这说明君主政体的统治依赖于表演和伪装。这很可能让当时的观众联想到伊丽莎白从早期到晚期统治间的转变与关联。这种转变与关联不仅使女王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更令人突然醒悟女王早期政治策略的欺骗本质。女王刚登基时,许多人用“混合君主政体”为女性为王辩护。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在1559年写道,政府并非女王所有,而是在其名义下运作,所以女人可以在英格兰为王。(37)可见,“混合君主政体”是女性为王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合作政权,在当时指由多位参政者的意见来牵制女王,以此保证英国的新教信仰和国家自治性。

   伊丽莎白的“混合君主政体”包含了三个权利主体——女王、上下议院和女王在国会中(queen-in-parliament)。女王登基时举行神秘婚礼,寓意她与以国会为代表的英格兰结合,意味着作为男性权利主体的后者将主导并约束女王的统治。这不仅在文化、政治和宗教语境中将女性君主合法化,更催生了“全体国民”(commonwealth)概念。宗教和政治改革者们相信,英格兰所有男性将结成兄弟联盟,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推进宗教改革。“全体国民”概念中潜存反君主政体的政治倾向,而他们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定义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公民”(citizen)。(38)约翰·艾尔默和托马斯·斯密斯在借用柏拉图“混合政体”概念为女性君主辩护时,甚至希望将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长期分离,即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同时,阻止男性君主回归。(39)

   然而,处死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后,伊丽莎白对国会意见的漠视和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其实,女王从不在乎国会的意见。在长达45年的统治中,她只召集国会十次,开会时间总和不超过三年;召集国会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征税,以应付各种王室开销和军事开支。玛丽死后,皇家枢密院也不能再对女王建言,虽每日早晚开会,但很少激烈争论,且出席人数骤减,有人甚至请家奴顶替。此时,女王已完全掌控英格兰政治,要想谋取政治前途就须向女王献殷勤。这不禁让当年抱有共和思想的人们大失所望,他们感到早年对女王的支持完全建立在一种假象之上。女王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诗人不再讴歌女王的荣耀,政治评论普遍带有塔西佗式的悲观论调。(40)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伊丽莎白早年听命于国会只是其为巩固王位而采取的伪装。

   在创作于女王统治最后十年间的《哈姆莱特》中,同样弥漫着对君主政体失望的悲观情绪。克劳狄斯的策略很像女王早期的统治:为巩固王权故意放低姿态,听从他人意见,等待机会实现君主绝对权威。其实,他宫廷中的朝臣们很少直抒己见。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和奥斯里克只是国王的传声筒:当哈姆莱特问前两人为何来到艾尔西诺,他们顿时不知如何作答,即使王子代为解释国王与王后派他们来的原因,他们却坦言从未想过这些;奥斯里克的出现只为通知哈姆莱特去参加击剑比赛。朝臣缺乏思维能力和政治想象力的原因是,在君主政体中,政治的全部就是听命和讨好国王。(41)波洛涅斯在向国王解释王子发疯原因时,堆砌大量隐喻,句子冗长。其实,他害怕国王因王子发疯而加罪于奥菲利娅与其本人。可见,即使在刚登基时,国王就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他的“建言”也贬值为献媚,这无疑暗示了克劳狄斯谦卑的虚假性。若国王成功害死王子,平息了小福丁布拉斯的军事威胁,他定会回归老哈姆莱特的“贵族君主政体”,并很可能走向暴政。

   令哈姆莱特犹豫的并非是在政治上回归父亲还是叔父,因为两者实为同一种统治,而是在具备父亲的尚武精神和叔父的政治洞察力之后,他身为王位继任者却不愿为王的尴尬。哈姆莱特从童伶时下的风光中,看到了他们将来凄惨的命运;从挪威军队四处征战中,看到了国家可能因太富足而走向政治腐败;从弄人郁利克的骷髅中,看到了生前荣耀的虚幻性。在他看来,这表面与真相间的差距,就像他自己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即说出语言的“头脑”与实施行动的“身体”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最终演变成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分裂,并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42)而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观众看来,哈姆莱特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就像女王统治的表面与真相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哈姆莱特的悲剧在于,他已洞见君主政体统治的虚构本质与黯淡前景,但身为丹麦王位继任者,却又不得不维护和执行君主政体统治。无奈之中,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关在果壳中却“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哈》:Ⅱ.2.265),而伊丽莎白的臣民在丹麦王子的癫狂与犹豫之中也无法找到英格兰君主政体的未来。

   ①See Kenneth Muir,The Sources of Shakespeares Plays,London:Methuen,1977,pp.158-169.

   ②See Lionel Abel,Metatheatre A New Vieu of Dramatic Form,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pp 76-77,p.113.阿贝尔指出“元戏剧”并非现代或后现代的新戏剧形式,也不是新的戏剧类别,而是研究戏剧的一种新方法。

   ③See Richard Hornby,Drama,Metadrama,and Perception,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6,p.17,pp.19-20,p.27.

   ④霍恩比在《戏剧、元戏剧和洞察力》(Drama,Metadrama,and Perception)中提出了六种自省式戏剧形式,另外三种为“文学与真实生活的对照”(literary and real-life reference)、“自我对照”(self-reference)和“戏剧与洞察力”(drama and perception)。他指出这些形式并非固定类型,各形式之间可能相互交叉,将这些形式分类只是为了方便理解戏剧如何反映现实,详见该书第32页。

   ⑤16至17世纪英格兰的政治辩论中衍生出多种君主政体概念,例如由柏拉图的“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发展而来的“混合君主政体”(mixed monarchy)。参见本文第三部分所概括的博丹对政体形式的论述,以及随着政治学的历史研究而产生的各种对君主政体的定义。

   ⑥See 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84-204.

   ⑦语出该剧第三幕第四场55-60行。本文所用的全集版本为F.Kermode,et al eds.,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4。后文出自该剧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剧首字及幕次、场次、行数,不再另注。本剧引文使用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略有改动。

   ⑧布坎南在其撰写的《苏格兰史》中记录道,这位由贵族推举的国王在其统治初期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但他悄悄毒死了有望被推举为王的继任者马尔科姆·达夫,仅依赖民众的信任逃脱追查。之后,他又以推举制不利于王权平稳交接为由,说服民众接受王位继承制,最终让儿子登上国王宝座(See George Buchanan,The History of Scotland,London:1690;Rpt.of 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1582,pp.193-196)。

   ⑨圣·奥古斯丁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提出法律的三个层次:神法,自然法,实在法或制定法。神法源自上帝的意志与理性,是永恒的,对人具有永久约束力。自然法是神法在自然界的体现。自然法基于理性和人性基础,是普世公认的人权和道德标准,因此,比起神法,自然法更容易被人类理解和领悟。他认为因人类不能完全领悟神法和自然法,所以需要制定适合人类政治实体的法律。实在法可以因时代与地域不同而不同,但不应与神法与自然法发生冲突。自罗马帝国时期起,是否遵守神法与自然法就成为评判君主或皇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⑩这一观点被16世纪英国编年史学家拉斐尔·霍林谢德(Rapbael Holinshed)的《苏格兰编年史》(1587)采纳。此书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主要素材来源之一(See Kenneth Muir,The Sources of Shakespeare's Plays,p.27,p.32,p.46,p 85,p.91,p.106,p.197,p.209,p 259,p.262,p.284)。

   (11)详见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80-282页。亨利八世建立英国国教后不久,丁道尔的圣经英译本获准在英国发行,英国国教鼓励所有教区为普通信众准备一本英译圣经,并下令到1541年尚未这么做的英国教堂将受到惩罚。丁道尔死前已经翻译完全部新约和旧约的前五卷。据此,莎士比亚的观众应当熟悉圣经英译本创世纪中亚当之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的故事。

   (12)1567年亚瑟·戈尔丁(Arthur Golding)翻译的《变形记》在伦敦出版,成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希腊罗马神话诗集,亦成为莎士比亚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之一。

   (13)Tim Spiekermann,Shakespeare's Political Realism:The English History Pla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9.

   (14)从女王秘书戴维·里兹奥和王婿(King Consort)亨利·斯图亚特的离奇死亡,到博思韦尔伯爵由命案最大嫌疑人突然荣升为奥克尼公爵,并迅速与女王结婚,这一系列事件真相不明。虽然女王称大臣们认为她需要一位丈夫来指导其执政,但显然其臣民不能接受女王的新婚。她和公爵不得不外出避避风头。在其同父异母弟弟莫里伯爵的追击中,玛丽不得不向伊丽莎白世求救。当时,英格兰国内就是否援助玛丽女王和是否应当处死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5)See John D Staines,The Tragic Histories of Mary Queen of Scots,1560-1690,Farnham:Ashgate,2009,p.40,pp.42-43.

(16)See John D.Stain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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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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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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