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远:王权与表演

——论《哈姆莱特》中的君主政体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09: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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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远  
此外,kin、king和kind的同根也暗示所有国王间的血缘或类血缘关系。从词源看,王权自古与亲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王(king)和血亲(kin)词根相同,在古英语中分别为cynn和cyng,两词同源。cynn一词源自日耳曼语,意为“家庭、种族、同类”,兼有“自然、性别和性”之义;又与荷兰语中kunne有关联,带印欧词根,意为“生育”;还与希腊语中genos及拉丁语中genus相通。genos在古希腊指拥有同一姓氏的氏族。

   哈姆莱特不愿提及与新王的“血缘”关系,因为这将动摇其复仇的法理基础。耶和华曾对众人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19)即众人皆为弟兄,杀父即广义的杀兄。若哈姆莱特像《捕鼠器》中琉西安纳斯那样杀死叔父即国王,他将同样犯下广义的杀兄和弑君之罪。哈姆莱特对弑君者可怕面目的细致描写和对弑君场面淋漓尽致的舞台呈现,暗示他极可能犯下此罪行。正如处死玛丽不能巩固伊丽莎白的王权,反而可能彻底动摇王权权威,甚至让女王步玛丽后尘;《捕鼠器》很可能已使王子洞察,即使为捍卫王权,复仇也终将让他沦为弑君者。自古弑君者皆自己称王,他们虽杀死了国王,却用弑君行动巩固了君主政体。即使曾憎恶君主统治,他们都最终自己登上国王宝座,因为他们从未想过毁掉这宝座或废除这种制度。(20)行将弑君的哈姆莱特也不例外。陷入这政治困境的他不禁感叹“丹麦是所牢狱”(《哈》:Ⅱ.2.253),将他困住的正是君主政体。该制度以神性遮蔽其专断本质,维护其神性实为加强其专制特性。

   《捕鼠器》让哈姆莱特认识到,即使杀死篡位者,也未必能在道德和法理上捍卫王权,这不禁让人反思保障王权合法性的根基——王权的神性。正是戏中仪典揭示了王权神性纯属人为建构,呈现出政治表演这一本质。自中世纪末,欧洲各国王室加冕礼就逐步去宗教化。上帝“真实临在”不再与王权神性等同,加冕礼或弥撒逐步被废除。唯独英格兰王室加冕礼自1307年至1685年基本不变。1509年至1559年,都铎王朝的五次加冕礼都恪守14世纪《国王加冕礼仪》(Liber Regalis)和亨利八世《皇家手册》(Ryalle Book)两书中所录宗教仪式程序:先由主教按罗马天主教会仪式为新王行涂油礼,后为新王戴上圣爱德华王冠、穿上赋有神圣意义的华丽服饰,同时用拉丁文念祝福唱圣歌。(21)这五十年间,英格兰经历了宗教改革,脱离了罗马教廷,王室枢密院取代教会成为加冕礼策划者。若以此背景观照英国王室加冕礼,就可看出宗教仪式在完好保留、严格执行中变为展示王权神性和“推进王室政治的重要手段”,(22)仪式的世俗性渐渐盖过了宗教意义。若王权神性是王权权威的宗教保障,那英国王室以世俗表演替代宗教意义的过程无疑在盛大典礼与王权权威之间画上了等号。

   虽然丹麦新王登基时无加冕礼,但克劳狄斯的登基演说采取了和伊丽莎白加冕礼同样的手法——在王权展示中赋予自己王权权威。新王直接开始就任演说,并就国家军事和外交事务下达命令,在此过程中确立王权。克劳狄斯对老哈姆莱特之死仅用“悲痛”、“哀悼”和“悲哀”三个词匆匆带过(《哈》:Ⅰ.2-3,4,6),紧接着用一个模棱两可的长句暧昧地宣布了他和旧王遗孀的新婚。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用大段篇幅讲述丹麦面临的军事威胁:“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看轻了我们的实力,/也许他以为自从我们亲爱的王兄驾崩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瓦解,/所以挟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哈》:Ⅰ.2.17-25)

   克劳狄斯连用四个动词“看轻”、“以为”、“挟着”和“要求”来凸现局势紧迫,好像挪威军队已兵临城下,这为他即将采取的外交策略做了铺垫。当军事威胁逼近,臣民听从新王命令似乎理所当然。于是,他当众下令派两位大臣去挪威找小福丁布拉斯的叔父解围。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特定情况下说出一句话就是做某事,这类言语被称为“施为的”(或直译为“表演的”),(23)即语言表达就是事件或行为本身。命令在众多施为言语中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就派遣你,考尼律斯,还有你,伏提曼德,替我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权力,和挪威成立逾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去吧,再会!”(《哈》:Ⅰ.2.31-38)一声令下,他的国王身份已确立。只要施为言语(又称“言语行为”)遵守“传统”,即一定程式,就能实现预见效果,这是“言语行为”的“施为性”(亦称为“表演性”)。言语行为施为性的程式化将导致话语定义说话人,(24)即说话人因使用特定“言语行为”而确立起相应身份。若将英国王室加冕礼视做广义“言语行为”,在其被完整保留的近四百年中,仪式本身已转变为王权神性的核心。换而言之,只要上演盛大加冕礼,就可确立王权权威典礼本身即王权。显然,克劳狄斯也明其理,通过在登基典礼上发出命令,赋予自己丹麦王权。

   皇家仪典与王权权威通过仪典的可视性画上等号。国会议员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在《女王陛下的巡游》(The Quenes Majesties Passage,1559)中热情而详细地记录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巡游。巡游将加冕转化为节日庆典,女王就是这盛况空前表演中的主角。在众多神职人员、王室成员、廷臣、各国大使和伦敦市市长的簇拥下,女王穿过挂满彩旗的街道。热闹的市口树起了精致的舞台和拱门,演员们露天表演历史剧,大声朗诵诗歌或慷慨陈词。马尔卡斯特称,伦敦已变为舞台,这里正上演“高贵的女王走向爱戴她的民众”。(24)在当时宗教信仰和政治论调混杂的历史背景下,女王聪明地将加冕礼从授予王权神性的宗教仪式转变为宣告与展示王权神性的政治手段。加冕礼凸现了仪式的政治意义:盛大加冕礼本身赋予王权合法性,展示王权神性,号召民众臣服于王权,成为确立王权的政治表演。马尔卡斯特的记录是否真实已不重要,(25)重要的是,小册子的热销证明,王室仪典是为了让人观看、让人见证、让人阅读。正是典礼的可视性赋予了伊丽莎白王权权威。

   同样,丹麦新王一直设法让自己成为各种公众活动的视线焦点。登基之夜,克劳狄斯大宴宾客,国王每喝完一杯酒,侍卫击鼓吹喇叭以示庆祝。显然,宴会上所有宾客和侍卫都看着国王。《捕鼠器》上演前,哈姆莱特让霍拉旭“留心看”国王(《哈》:Ⅲ3.2.89),并称自己也要把眼睛“看定他的脸上”(《哈》:Ⅲ.2.90)。当演到琉西安纳斯谋杀国王时,奥菲利娅叫道,“王站起来了”(《哈》:Ⅲ.2.281),据此推断国王的座位与舞台同在其他观剧者视线内,这与文艺复兴时期剧院建筑结构相吻合(27)。在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击剑比赛中,国王仍然牵动着众人的视线。比赛前,国王宣布,如果王子赢了第一或第二剑,他将“饮酒慰劳哈姆莱特”;赛场上的鼓声、喇叭声和炮声也仅仅是为了宣告“国王为哈姆莱特祝饮了!”(《哈》:Ⅴ.2.292)。在这些王室活动中,国王始终将自己置于众人视线的中心。他熟练地在众人面前按照特定模式表现自我,从而影响众人,令他们主动按其预设套路定义他们间的君臣关系,也建构并巩固其国王身份(28)。克劳狄斯与伊丽莎白一样,通过盛大仪典中的表演,确立并强化其王权权威,可见王权“神性”脆弱地建构在君主的政治表演之上。

   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格兰,王权逐步褪去神秘宗教外衣,王权运作已成为其合法性的争论焦点。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中两位国王对君主身份的扮演和以此身份安排其他人物的角色扮演,探寻各种君主政体形式的可能性。此探寻围绕一个问题——何为好君主?伊丽莎白时期目睹了这场政治辩论的开端,大量欧洲政治著作被译成英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数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1516)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513)。伊拉斯谟显然同情宗教改革者和其他反暴政运动,认为最好的统治建立在好国王和好法律的共同基础上,但又指出在维持国家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民众有权抵制国王强制执行的法规。(29)伊拉斯谟在论述王权权限时的矛盾,表明当时民权意识和自然法已开始挑战王权。马基雅维里则更关注王权运作中的实际问题,强调“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30)。他建议君主为国家利益,妥善使用残暴手段,甚至“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31),并称之为“政治美德”(virtu)(32)。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将王权视作世俗特权,而非宗教特权,这为从国家管理的政治角度思考君主政体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的交友之道,与第一版《基督教君主的教育》附录中普鲁塔克的《如何分辨恭维者与朋友》有诸多相似之处;马基雅维里式“政治美德”则被一分为二,分别通过丹麦旧王的嗜战与新王的不择手段来展现。但同时,该剧又让在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伊拉斯谟式教育的哈姆莱特在父亲与叔父两种都不尽如人意的君主统治中做艰难抉择。

   莎士比亚时期,君主政体常被想象成国王的“政治身体”,(33)在这上帝创造的“身体”上,国王是“头脑”,平民是“脚”。(34)雷欧提斯劝说妹妹不要轻信王子誓言时,将国家比作“身体”,将未来君主哈姆莱特比作“头脑”,并说“头脑”的选择须得到“身体”各部分的同意。可见,君主个人意志受国家意志限制已是普遍认识。莎士比亚显然意识到君主政体中两种意志的存在,即国王作为自然人的意志和国王作为国家政体的意志,厄恩斯特·坎托若威茨称之为国王的“自然身体”(body natural)和“政治身体”(body politic)。(35)老国王显然将其作为自然人的意志等同于国家政体的意志。他与挪威王一样恋战,竟各自拿出土地做赌注,战胜者即赢得对方土地。善战为其招致的骂名远多于称颂:军官马西勒斯抱怨战争劳民伤财,举国上下“森严的戒备”,“军民每夜不得安息”,“每天都在制造铜炮”,“向国外购买战具”,“连星期日也不停工作”,丹麦人“夜以继日地辛苦劳碌”。(《哈》:Ⅰ.1.71-79)

   军官勃那多称老国王是“过去和现在战争的主角”(was and is the question of these wars)(《哈》:Ⅰ.1.111)。此处question 一词双关,既说明战场是君主重要的政治舞台,又对不断征战以实现君主统治提出质疑。前去攻打波兰的挪威军官向王子坦言,他们要去争夺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哈》:Ⅳ.4.17-19)。此战将使数千人丧命,浪费几万块金圆。同样,老哈姆莱特的君主荣耀亦由战争堆砌而成。他莽撞、好战,将个人荣誉与国家利益捆绑。甚至其鬼魂出现时,依然身着铠甲、手握鞭杖、满面怒容、迈着军人般庄严的步伐,离开时还命令在场所有人宣誓保守秘密,这一幕正是这种政治偏执的形象表现。其鬼魂还试图给王子安排复仇的角色。通过对炼狱欲言又止的描述、对阴谋者可耻兽欲的控诉、对谋杀细致而恐怖的渲染,他挑起哈姆莱特的恐惧与愤怒。鬼魂企图将这种政治偏执传递给哈姆莱特,鼓励他在证明自己的勇气、对父亲的爱、对丹麦王权的维护中,在政治上与父亲合二为一。在当时的观众看来,老哈姆莱特的统治更接近琼·博丹的“贵族君主政体”(lordly monarchy)。(36)国王可以随意调动军民,国王个人意志即国家意志。但若丹麦像挪威那样,继续将国王个人意志等同国家意志,其政体很可能逐渐转变为暴政。

从表面看,克劳狄斯似乎只有国家政体的意志。剧中,克劳狄斯37次被称为国王,5次被称为丹麦,8次被称为陛下,但从未被称为克劳狄斯。而在《悲剧故事》中,人们直呼篡位国王的名字。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君王,从理查德二世到李尔,都曾被剧中人用名字称呼过,唯独克劳狄斯例外,这似乎暗示克劳狄斯万事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其统治也似乎更尊重民意:他用外交手段解除军事危机,避免了军民伤亡;他欣然同意雷欧提斯再次出国学习;他听取波洛涅斯的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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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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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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