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学社会建设理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15-05-28 08: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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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苏国勋 (进入专栏)   渠敬东等  

  

   注: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理论重点室李培林、苏国勋、张旅平、渠敬东、覃方明、徐冰撰写。

  

   引言 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社会学是由现代性催生并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在诞生之初确立的主旨和目标,就是致力于社会的秩序和进步。而秩序和进步在具体的经验层面上,就具有均衡、稳定、协调与和谐的意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意,既是这门学科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标的,也是它存在的意义与使命之所在。

   纵观社会思想史,从秩序、和谐角度讲社会的例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典籍中,都不胜枚举。这一进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突出特色,和合思想可说是其精髓,其意涵“致广大而尽精微”,影响所及无远弗届,与以“分析”或“分解”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相比较,既相犄角对立又成互补之势,比肩而立相映成辉,各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上述秩序、和谐的观念,是古代思想家基于形而上的玄思对社会生活整体所作的朴素猜想或本体论预设,它与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社会学所关注的和谐社会还有着重要区别。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并不意味着社会学能够完全排除形而上学,更不表明社会学可以不做理论思考,而是凸现它的研究对象是经验的社会事实,它的一切结论、假设、概念、命题和理论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其研究方法和程序(譬如在选取事实样本和描述社会事实时)要保持客观性和科学态度,推理和说明要符合逻辑,总之要信守经验科学的规范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史上一些大家关于如何保持社会均衡、秩序的论述,与一些思想家从形而上高度讲“和合”相比较,对于我们探讨在实践中构建和谐社会更具现实意义。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关注社会事实亦即经验层面上的行动对秩序问题,因此从广义上说,社会学中的每一位大家都从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视角论述过社会秩序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社会和谐问题。譬如冲突理论,它是从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的过程——冲突的视角论证了产生不协调、不和谐的社会条件,从而能为我们从正面理解导致和谐社会产生的社会条件提供了间接帮助。当然,直接以社会和谐为论题的社会学思想就更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团结理论,最先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他针对19世纪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提出了以职业群体为核心重塑“社会团结”的构想。他继承了欧洲社会民主思想传统,认为欧洲工业社会的危机是由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的分化造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传统的利益协调方式和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矛盾不断加深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重组,形成“社会团结”的有机形式,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涂尔干曾明确指出,团结和变迁,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学最根本的两大主题。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团结才能获得其应有之义。

   什么是社会团结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机制。社会组织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的效率原则,不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有用原则,而是能够将个体凝聚起来的黏合(cohesion)原则(Crow,2002:18-25)。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构成社会团结的最根本的因素,一是集体实在:“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二是法律和制度实在:“法律表现为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涂尔干,2000:42,31)。

   由这一角度出发,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具有一种独特的团结形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差别,正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别所在。机械团结来源于人的相似性,而有机团结则是在分工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确立的。

   大体说来,涂尔干的团结理论,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形成社会团结的价值结构。一个国家或总体社会的政治目标和爱国情感、现行意识形态,以至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等共同意识,都是构筑价值认同的重要因素。价值上的认同对于团结来讲很有可能是首位的。二是由法(law,即规则(注:这里的“法”,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法”,参见涂尔干的《孟德斯鸠与卢梭》(2003)。))、规范或习惯等形成的制度安排。当然,这里的法既包括强制性的法律,也包括惯例、习惯或者是习惯法,所有这些,都为社会创造了一个规范环境。三是社会关系的联结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通过不同的纽带联结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代,滕尼斯有关社会团结的观点也非常重要。滕尼斯认为,社会实体的内在聚合不仅依靠拥有共同权利的个体成员对团结的考察,还必须诉诸一种特殊的社会实在,即社会“纽带”(bond or ties)。很显然,在滕尼斯看来,团结不能仅仅建立在纯粹现代个体之理性行动的前提上,社会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理论意义上是个体自由的一个对立面,因为它所指涉的是一种道德义务、道德律令或禁令(Tnnes,1955)。按照这样的思路,滕尼斯将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社区”(gemnem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

   从某种意义上说,滕尼斯对现代社会的判断与涂尔干恰恰相反,他认为,共同体的团结是一种实在的和有机的生活;而现代社会的纽带却是一种“想象的和机械的结构”(Tnnes,1955:37)。在共同体中,成员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紧密,社会关系形成一个极其稠密的网络,家庭是组织的基本形态。现代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契约和交换关系确立起来的,因此,社会团结的基础必定会被范围越来越大的地域流动、城市的兴起以及大规模产业结构所削弱。这意味着,随着文明化进程的展开,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而抽象性越强、越疏远,实际上陷入一种霍布斯意义上的社会敌对状态:即滕尼斯所谓的“无限制的经济竞争”(Tnnes,1971)。滕尼斯认为,如果现代“社会”建立在上述前提下,那么财富垄断和阶级分化就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有通过重建社区团结,才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出路。

   后来,海希特和科尔曼等人,在社会团结和组织团结的量化研究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其理论假设基本上是把嵌入在具体组织中的行动者单纯作为理性个体来处理的,而且,对理性个体的界定,也仅限于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益效果的范畴,即便是针对规范的讨论,也是由上述概念来驱动的,这类研究基本上回避了价值领域的讨论。

   在近来有关社会团结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更倾向于从现代性的基本转型出发,认为整个社会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削弱了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团结的作用,社会团结越来越难以完全依赖社会生活中那种纯朴的“归属感”和“亲密感”,而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

  

   二、社会整合理论

   社会整合思想,最集中、最直接地体现在作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的社会团结说和集古典理论之大成的帕森斯的社会均衡说之中。这两人的理论趋向虽然表面上具有很大差异,但却殊途同归,结论都是“社会整合”是达成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

   如果说涂尔干的社会团结学说赋予社会结构更多强制性,因而使社会性带有过分决定论意味,那么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的重心则转向文化系统,他强调透过社会化使规范、价值、信仰即文化系统内化成为行动者的自觉,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这就是帕氏所说的“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在这里文化所起的教化作用显然居于社会整合的重要地位,并以此来制衡过分决定论与意志自由孱弱之间的张力。

   帕氏的社会整合思想源于他的社会均衡说及其理论表达——结构-功能论和社会系统论,而微观层次的自我和他我(ego and alter ego)互动则是社会系统的最基本和最原初的形式。在帕氏的视角里,社会整合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化过程。为实现社会均衡,他强调人们的行动必须与社会规范、价值观相吻合,这显然单靠社会教化不够,还要有强制性的社会控制以解决行动者的他律问题。他把“价值模式的整合和需求倾向”,亦即基于内在价值的意愿性行动和满足生物本能需求的外在强制性行动,称为“社会学的基本动力原理”。从中可以看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两手都要抓”: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是社会整合的两项主要机制,社会化解决成员的自律问题,社会控制解决他律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对于社会秩序来说二者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这里的社会控制不宜理解得过分狭窄,它既指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强力机构对失范行动的限制或惩处,更指社会学意义上结构性因素(社会条件)对行动的制约。对于构建一个秩序运行良好的和谐社会而言,尤要关注的是社会控制如何不被滥用。为此,系统必须学会容忍某些变异、某些偏差行为,须知一个富于弹性且具创造性的社会要比一个排斥任何偏离的刚性社会要强大,这就是“有容乃大”的道理。因此,和谐社会应为每个成员提供更为广泛的角色机会(role opportunity),以便使不同禀赋的人在不妨碍社会整合的情况下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帕氏理论中,文化系统是以它对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来界定的:文化被视为一个模式化的、秩序化的符号系统,在人格系统中是被内化的规范,在社会系统中是制度化的行动模式。文化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起到中介作用,并能整合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换言之,社会秩序的形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行动上,而对个人行动意愿及其目标的确立,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以规范和价值观为表现的文化的作用。这样,帕氏就把追求规范理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愿性,同由于物质需求的约束所导致的强制结合起来,把社会整合的重心偏向文化的一边,并以此来制衡涂尔干的整体结构条件的决定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帕氏立意将个体论的意志自由、观念论的规范导向、物质论的条件制约整合起来,其论述为社会整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应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成员的民主社会。

  

   三、社会冲突理论

马克思等德国经典名家在为社会学奠基时就论述过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所阐述的功能论一度在西方社会学中居霸主地位,期间,冲突思想从主流社会学退隐出去。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受到反共思想的压制。在功能论登上霸主地位之后,它的不足也显露出来。在20世纪50-60年代,两位出生于德国的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寇舍(Lewis Coser),在美国阐述了弥补功能论之不足的冲突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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