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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四大类十六个大指标及其细分指标:在经济管理上的宏观经济管理、财政政策、债务政策,在结构政策上的贸易、金融部门、商业监管环境,社会包容和平等政策上的公共资源使用的平、人力资源建设、社会保障和劳动力、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公共部门管理和体制上财产权及基于规则的治理、预算和财政管理的质量、收入动员的效率、公共行政管理的质量、公共部门的透明度问责制及腐败。[24](P159-161)这些指标,与前述的“世界治理指标”有高度的吻合,只是在具体政策取向上更加细化。
第三,“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指标体系,主要是以三个民意调查的主题显现其对现代治理的推动作用,包括:“公职人员调查: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机构具体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政治干预、挪用公款等),自由裁量权/随意性,绩效和治理情况。调查的结果引发了在治理和消除贫困,治理和公共部门的成果,治理和政治、价值、文化差异的关系上的对话。企业调查:这项调查的目的是研究商业环境,重点是公共部门的治理和腐败行为对私有部门发展的影响。这项调查还研究公司作为公共服务使用者、管理规定的服从者、各种执照和许可的申领者,他们的作用和角色。另外,这项调查对司法体系和制度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家庭调查:这个调查是研究普通公民对于公共和私有部门中的腐败行为的体验和认识。公众也同样是从作为公共服务的使用者、管理规定的服从者、各种执照和许可的申领者的角度接受调查。调查的重心是社会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和教育。”[25](P170-171)
后两个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总体上讲也与世界银行制定的“世界治理指标”体系的宗旨一致。除开细节上的差异,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讲,一些高度重叠的指标,可以被指认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指标。这些指标,一是关于国家民主政体的,诸如公民权利、法治政府、依法治国、政治问责,等等;二是关于政府与企业、公私部门之间关系的,诸如政府预算、公共政策、政府规制、市场导向、政策透明度、营商环境,等等;三是关于公权公用的机制,诸如公私关系、惩治腐败、控制犯罪、公众满意度、绩效评估,等等。总的说来,民主政体的建构与多元共治的机制,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显示指标。因为,从规范的视角看,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兜底指标。兜住这个底,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就足以建构起来;兜不住这个底,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
将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方案,置入上述现代化国家治理指标体系,可以看到,它们是基本吻合的。这足以证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指标,是大致符合现代一般基准的:在人民主权原则引导下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进与落实,对政协会议的改进与功能的发挥,都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具备的民主政体建设的具体体现。同时,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中,明确认取的国家权力系统、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上的多元互动与多元共治,则是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机制的落实。如果说中国必须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处理执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因此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国家结构特色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的悠久历史积淀,也将对建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独特的作用。
据此,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一般“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符合论的视野中,中国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治理特色,但也让人们可以根据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指标,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无疑是近期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一个亮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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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世界银行:《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载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5]世界银行:《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载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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