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9 次 更新时间:2005-09-22 10: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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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进行了关于死刑限制暨逐步废止的理论与立法之考察,并提出了关于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普通暴力犯罪死刑和废除致命性暴力犯罪与战时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就中国分阶段废止死刑配套制度之设计,提出中国分阶段逐步废止死刑进程中的制度配合和中国死刑逐步废止后的制度建构;最后关于影响中国逐步废止死刑的两个社会因素之考量中,分析关于民意与立法者、决策领导层的认识问题对死刑废止的影响。

  「关键词」逐步废止/死刑/论纲/刑法

  

  自贝卡里亚于1764年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倡废除和限制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存废之争已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时至今日,死刑存废问题仍然是中国刑事法治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尽管探讨中国死刑存废的学术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却甚少涉及如何切实废止死刑问题。本文拟在考察死刑存废理论与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中国逐步废止死刑问题提出纲要式的构想与论述,以期促进我国刑事法学界对此一重要问题的关注。

  

  一、关于死刑限制暨逐步废止的理论与立法之考察

  

  晚近数十年来,随着人权观念的日益弘扬,生命权日益被视为不可剥夺、不可克减的“天赋人权”;死刑之存废也愈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法治发展状况乃至人权发展水平等攸切相关之重要问题。(注:赵秉志:《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载2004年5月18日《中美刑法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文集》。)可以说,死刑废止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中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现状可谓问题颇多。在1997年修订刑法典之前,我国刑法立法中的死刑罪名多达71个。尽管1997年刑法典在分则编对可处死刑的罪种数略作减少,但仍保持了68个罪名。(注:高铭暄:《略谈我国的死刑立法及其发展趋势》,载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应该说,中国刑法中死刑罪名的泛滥乃至司法实践中对死刑的过度适用之现状,与当今世界的法治发展进步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据大赦国际的最新统计,截止2004年1月,世界上已有79个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5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3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过去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其不执行死刑的政策将继续下去或者它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不再使用死刑)。易言之,现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或者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17个,这其中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和俄罗斯等大国,而相应地只剩下相对少数的78个国家和地区依然保留死刑。(注:参见:《Bolitionistand Retentionist Countries》载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article.php.)

  中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现状与世界法治发展进步趋势的强烈反差,引发了关乎现行刑事法治中死刑的配置与适用问题的深刻反思。如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死刑立法过多,死刑司法状况也令人堪忧。刑法学界对死刑弊端之批判日趋增多,开始出现探讨死刑逐步废止甚至立即废止的诸多见解。(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合作项目“中国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本着务实而审慎的态度,对死刑逐步废止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一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邱兴隆教授则响亮而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应立即废止死刑之主张。参见邱兴隆:《死刑的德性》,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其观点虽说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之色彩,但确实可谓振聋发聩,也得到了曲新久教授等少数学者的呼应。参见陈兴良:《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21页。)刑法学者乃至高层次的实务专家逐渐趋于一致地认为,中国目前应通过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方式努力减少与严格限制死刑,在未来则一定要顺应世界法治发展进步的潮流而全面废止死刑。但是,如何对现行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切实推动中国废止死刑的进程,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对待这个问题,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循序渐进地实现法治进步的目标,同时可避免导致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因此,就中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而言,死刑的废止应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

  遗憾的是,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出过一些设想,(注:有学者曾主张,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至2100年在中国实现“法律上没有死刑,实践中不执行死刑”之目标,从而全面废止死刑。

  这一观点是基于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提出的,尽管略显空泛而久远,但也颇具启迪意义。参见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但刑法学界至今还鲜有人提出废止死刑的具体步骤和相关配套制度之构建。笔者认为,死刑废止不能仅仅停留于方向性探讨呼吁,如果不设计废止死刑的具体路径,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说作用极其有限。鉴此,我们应本着理智、务实之态度,寻求一个从现阶段开始切实、逐步废止死刑的具体步骤。下文即以此为基点,以刑法立法改革为视角,着力探讨中国分阶段废止死刑的初步构想与配套制度之构建问题。

  

  二、关于中国分阶段废止死刑的具体构想

  

  步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连接或贯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前两大步和后一大步的关键阶段,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三步走”战略的前两大步,我们已经达到了总体小康,(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网2002年11月17日。)这一巨大成就,为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基于这个新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把第三步战略部署具体化,提出了到2010年、建党一百周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发展目标,形成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一直到世纪中叶的三段划分。(注: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如下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网1997年9月12日。)到了党的十六大,则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全面部署。(注:张全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里程碑与新世纪的奋斗目标》,载《人民日报》2003年1月16日。)该报告明确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网2002年11月17日。)

  笔者认为,中国死刑的废止进程应与社会文明程度、法治发展状况乃至人权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上述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在21世纪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我们设想,中国也可以经过如下三个阶段逐步废止死刑:一是及至2020年亦即建党一百周年,先行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再经过10、20年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非侵犯生命的暴力犯罪)的死刑;三是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至迟到2050年亦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废止死刑。

  

  (一)关于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及至2020年亦即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将步入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网2002年11月17日。)而随着小康社会目标之达成,民众的人权观、金钱观、价值观定会有很大的改善,社会公众对于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已具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社会环境业已形成。届时,中国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彻底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而仅仅保留少数暴力犯罪的死刑。

  从许多国家大幅度限制死刑和逐步废止死刑的进程看,先行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乃是一条成功之路,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废止死刑之路,也应以逐步而及时地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突破口和切入点。(注:这是笔者所主持的“中国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项目的基本观点,具体可参见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之死刑,不仅是积极应对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具体体现,是遵循合理配置死刑之必要性原则与价值衡量原则的要求,更是由非暴力犯罪自身所具有的诸多特点所决定了的。(注:赵秉志:《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当然,中国现阶段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而应该在充分考量中国现实综合国情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笔者初步设想,中国现阶段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立法步骤,应区分以下四种情形逐步进行:

  (1)对于侵犯个人法益的侵犯财产型非暴力犯罪,以及无具体被害人的侵犯社会法益型非暴力犯罪,诸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型非暴力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非暴力犯罪等,应当从立法上及时全面地废止其死刑规定。事实上,中国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两类犯罪中的非暴力犯罪也一概没有规定死刑。废止这些犯罪的死刑,较易为公众所接受而不至于引起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2)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等贪污贿赂型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规定,从特别预防的角度分析,其必要性也值得检讨。对于这类犯罪人,只要剥夺其犯罪能力和条件即可防止其再犯;但是,中国历来有“从严治吏”的传统,而在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即废止其死刑,会与国家基本的政治形势和刑事政策不相吻合。因而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规定应当保持相当的理性并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与步骤。可以考虑目前先在立法与司法上提高其适用死刑的条件,再逐步过渡到废止其死刑。而且,笔者认为,受贿罪相对于贪污罪而言,其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因为贪污罪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更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受贿罪往往只侵犯了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何况司法实践中有很多犯罪人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其谋取利益行为对社会未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受贿罪在1997年刑法典中也没有死刑,因此,受贿罪相对于贪污罪来说应更早废除其死刑。

  (3)对于侵犯社会法益的危害公共安全型非暴力犯罪,由于其对人身安全具有潜在的危险,从刑罚一般预防角度考虑,废止其中的死刑条款还需要更为慎重一些;但是考虑其尚未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因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应当废止其死刑规定。

  (4)对于侵犯国家法益的危害国家安全型非暴力犯罪、危害国防利益型非暴力犯罪以及军人违反职责型非暴力犯罪,由于其触犯了社会整体的安全利益,严重危及国家赖以存立的基本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与严重暴力犯罪基本相当或非常接近,加之此类犯罪的死刑条款多为备而不用,一般不会影响执行死刑的实际数量,因而在没有全面废止死刑的前提下,保留其死刑规定也是现实的选择。当然,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这类犯罪的死刑也应相对于严重暴力犯罪而言先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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