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 谢岳 岳龙: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关于教育问题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5-05-27 13: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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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是整个社会稳健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但随着教育体制性改革而带来的政府与学校两个主体之间的角色分化,传统的利益格局也开始向多元化的利益结构过渡。这样,市场对教育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将对教育的关注目光主要集中在市场要求和利益实现方面,造成了教育政治功能的弱化、淡化,并模糊了教育政治功能在现时代的基本内涵。

   王邦佐: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教育组织的政治功能就是政治社会化,其主要目标是向青少年传授政治知识,培养他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一句话,就是培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公民精神。我想这也是今天教育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不过,教育与公民精神的塑造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教育范畴,而且是哲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活动,使公民精神能够内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这里,教育的方式就显得很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政治教育的效果。改革开放前,政府塑造公民精神在当时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垄断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的全国教育体制,教材实行国家标准化,政治教育目标是培养公民服从权威,教育内容基本上以歌颂个人权威为主。当时,学校的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除了上述这些原因,学生过早地进入现实政治生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渗透到每个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学校也不能幸免。政治泛化在政治社会化方面固然有奇效,但是,过度政治化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方面,弥散性的政治教育塑造公民只服从个人权威,而没有建立起对组织和制度的服从和尊重,因此,历史上砸烂“公、检、法”、十丁、砸、抢等无政府主义事件,多少与上述公民教育有关联;另一方面,当公民一旦从过度政治化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往往会产生厌恶政治的心理,导致政治疏离的结果,而缺失公民参与的政治是任何现代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谢岳:王老师所说的政治疏离现象在任何国家都有发生,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因此,他们对政治选举活动的参加,往往是一种消极参与和被动参与。这种政治现象在我国也有存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选举制度的设计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有着密切关联。与改革刀:放前的政治教育相比,虽然政治力量从公民的私人空间中逐步退出,但是,政治教育仍然带有较重的传统模式痕迹:重形式、轻内容,重灌输、轻说教,重书本、轻实践,使政治教育课的效果不理想。此外,地方教育机构也往往对社会教育重视有余而对政?台教育重视不足,使公民教育缺乏应有的政治性。可见,我们在通过教育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时候,还没有在传统政治教育和现代政治教育之间摸索出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模式。这多少影响到了我国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因此,如何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的公民教育机制,是教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王邦佐: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确实有待改进。目前政治教育的形式主要是课堂上的课本学习,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教育。其实,政治教育的形式有许多文章可做。例如,政治教育可以走出课堂,进入政治空间,以物化的形式传授政治文化。另外,政治教育可以尝试采用间接的方式,利用政治象征符号实现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小学实行的升国旗仪式就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政治教育形式,诸如此类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当设法在教育改革中有所体现。

   岳龙:确实,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中的“软肋”。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还是教育方法和评价体系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我想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仍然与我们对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教育目标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邦佐:从政治学角度看,如果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上升至价值和信仰的高度,那么这种制度是最稳定的。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公民精神不应该仅仅指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政府还应当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不过,我们在确立公民教育目标的时候,还应该充分注意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谢岳:在全球化进程中,公民教育确实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如何塑造世界公民的精神和素质。东西方文明虽然制度有别,文化迥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逐步扩张与完善,人类还是发展出了某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形态,比如在政治文化方面,自由、民主、平等、公民权利等都为全世界广为认同,联合国等一些世界性组织,实际上都以推动人类普遍价值的实现为宗旨,这些都是积极影响。所以,中国在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政治教育改革时,应当重视公民精神的教育。教育毕竟是一个公共产品。

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王邦佐:教育是一个公共产品,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教育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是向社会提供这项公共服务的最佳组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都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政府在提供教育这项公共产品时,应当兼顾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但因为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所以,教育在平衡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时常有所偏重,正因为存在这种非均衡状态,所以教育才需要进行改革。

   岳龙: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发展总体上的非均衡状态越来越明显。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正在为个人消费性所掩盖。教育的不平等问题正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正在导致社会分层的强化。如何实现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分配的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瓶颈。如果教育改革不能把社会导向公平,不仅会限制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空间,还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

   谢岳:中国教育改革是整体改革方案的一个网结,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确实具有重要影响,不过,政治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对教育改革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变革的力度取决于制度变革的范围和程度。就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而言,从政治学的角度宏观地看,教育改革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三是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指的是,在教育领域,究竟应当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我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毫无疑问应当担当教育发展的主角。因为无论是从教育的公共属性、政府体制的特征,还是从公民塑造的主体、教育平等问题的解决来看,只有政府才能负起这样的责任。另外,基础教育阶段还是政治社会化的决定性过程,如果让市场因素畅行无阻地介入这一领域,教育的政治目标将会大打折扣,公民精神的塑造也无从谈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社会发展牺牲了政治发展。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对待这个问题也比较慎重,因为他们担心,市场主导青少年教育将导致未来公民丧失公共责任和政治精神。

   王邦佐:我说说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教育问题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是有关教育经费的投人问题。政府在教育方面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总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要办好中国这样的大教育仅靠中央政府完成巨额经费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发挥中央、地方政府与社会三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地方政府成为教育经费的投人主体之后,就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因地方经济发展差距而导致的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距,而经费投入的差距又直接导致教育机会平等等权利问题。有研究表明:(1)从义务教育的阶段来看,小学的教育经费区域性差异比初中严重;(2)预算外教育事业性经费投入的地区性差异远远高于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的差异;(3)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高于财政支出的地区性差异。中央领导已经意识到这种差距的严峻性,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各级政府要为受教育者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的教育机会,尤其要重视解决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的教

   育问题,增加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教育资助。为此各级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弥补因教育投入的地区性差异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如“九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该工程为我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教育转移支付项目,对中西部省、区的852个贫困县进行资助。2001年和2002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全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截止到2002年底,中央资金支持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总量为120亿元。这些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差距。不过,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种差距如今仍然存在扩大的趋势。

   谢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体制上的分权,体现了一个基本思路,即基本教育经费由各地方财政支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重大教育项目的投入,同时以行政手段增加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缩小基础教育的区域性差距。但是这种做法仍存在不少问题。

   岳龙:我认为仅仅实现分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我想把话题转到城市与乡村。因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优先”教育政策所产生负面影响的集中反映。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经费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生均经费分别为1529.73元和791.13元,其中农村中小学生均经费分别为884.41元和647.01元。更关键的还在于我国存在匮乏的现实。因此,通过分权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教育经费的有效投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王邦佐:是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产物。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城市中心”价值取向有所改变,但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城市中心”政策取向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使得这种改变还难以适应社会的现实要求。这种取向不仅存在于教育经费问题上,也体现在其它教育政策上,如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历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就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忽视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以城市教育为价值取向的相关政策,成为农村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这些地区的儿童由于教学难度较高,致使许多学生难以胜任,客观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谢岳:以“城市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政策,其直接结果是教育活动中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其影响不仅是教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乡村教育水平的低下,使公民素质的整体水平也相应较低,乡村社会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盲点”。对政治的无知不仅会使他们在经济竞争中将永远处于劣势,而且会使他们在政治活动方面可能会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当大量的乡村成员长时期无法通过有序政治参与表达利益时,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参与的形式,这对乡村乃至全国的政治稳定都是一个不利因素。

   王邦佐:中国教育改革不仅仅只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法律的形式对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的分割加以规范,并努力建立和健全教育发展的各种制度和监督保障机制,在明确权力主体的同时,也给权力行使应有的制约,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可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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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3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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