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每代人都被上代人不满,最后还是接了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7 09:56:03

钱理群 (进入专栏)  

  

   在向学术界告别之后,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又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演讲,意在向青年告别。

   他建议年轻人:一要抓紧大好时光,自由读书,为建立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要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属于“40后”。

   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的。一下子到了边远、底层的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年轻的我独自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

   开始我有点不知所措,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做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向我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另眼相看,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当然,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18年。

   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50后”。我们这个小群体,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其背景与推动力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上世纪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形成了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2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自己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现在,距离我那次讲话的2006年已经过去8年多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

   从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40后”、“50后”,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80后”青年进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求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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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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