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15-05-26 2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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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云 (进入专栏)  
【摘要】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28年;以及从1978年到2006年的后28年。前者为法制初创、停滞不前和彻底破坏三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治"。后者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内容,它以1996年为界,经历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肯定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理论。从邓小平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主张法治和反对人治的。在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集体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充分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法治实践上,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以及法学教育、法制宣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进步。

   【关键词】中国法治;历史进程;回顾;展望;

   在当代中国,法治也常被人们称作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最理想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模式,是各国人民通向民主、自由、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28年,曾经历法制初创(1949一1956)停滞不前(1957—1966)和彻底破坏(1966一1976)三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治”。其主流意识形态可概括为五个主义:一是法律虚无主义——认为法律可有可无,主张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二是法学教条主义——把马恩列斯毛的话句句当真理:将领袖人物的语录编辑和注解,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三是,法律经验主义——否认理论的价值,拒绝借鉴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遗产与成果。四是法律工具主义——否认法律的伦理价值,仅仅将其视为工具;认为法律束手束脚,往往以党的政策和长官意志替代法律。五是法律实用主义——强调法律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不能正确处理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不尊重法律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从1978年到2006年的后28年,作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始了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进程。在此期间,它以1996年为界,大致经历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样两个发展阶段。

   1978年后之早期法治实践,有四件大事将作为标志性事件载入史册。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①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在确立一系列法律原则的同时,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所规定与实行的这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宣布对“摘掉了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人”,“应保证他们享有人民的民主权利。”②三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应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要求并最后定稿的、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发表在。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该文总结的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现代法律原则是: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最后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也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重要中央文献。四是1982年宪法。它在序言的最后一段这样强调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原则。

   必须充分肯定,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依法治国”四个字,也没有法治国家的提法,但他却为依法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勾画出了一个初步的篮图。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次提到“法治”一词,但却十分重要。他在回答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提问时曾说,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者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正确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法治问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虽然他在这里没有具体分析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但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主张法治和反对人治的。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与条件,是要依靠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还是应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和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他的回答是后者。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因而形成了是搞法治还是搞人治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这个问题马恩列斯毛从来没有提出过,但邓小平却提出来了,并作出了深刻与科学的回答。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反复论证过这个问题。例如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在内,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接着指出,由于毛泽东同志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邓小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和从不同角度论证与一再强调,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身上。如1988年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④这一年还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⑤不久,他又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⑥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问题时指出,我们今后可以避免“文革”悲剧重演,办法就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⑦这是邓小平关于健全民主与法制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他的民主与法制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为后来正式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自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有要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概括为16个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强调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要坚持法律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制观念。”⑧他提出的这些法制原则,实际上就是后来讲的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和要求。

   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集体,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上,从五个方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一是通过执政党和国家的民主方式与程序正式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确立下来。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郑重地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立下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针的科学含义、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1999年3月又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庄严地记载在宪法中。二是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作了如下概括:“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从而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到“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党和国家其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不能称之为“治国方略”。这是因为:首先,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对于治国安邦,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其次,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任何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加以认可与具体规范,并运用宪法与法律的权威与机制保障其实施。三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性文献中,第一次正式采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它的科学内涵作出了重要的丰富与发展。例如,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等等。四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政制度的建设内容,从以往“精神文明”的概念和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须指出的是,这后28年,在法治实践上,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以及法学教育,法制宣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要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将十分繁重而艰巨。为此,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决定当代法治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迅猛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理性文化的普及,是推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未来几十年里,在我国建成法治国家,是无容置疑的。主观上,这一历史进程的快慢,将取决于法律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智慧,更将取决于政治家们的理性判断与胆略。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它应当具有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根据人类的共同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下列10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是要从这10个方而,在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要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健全和完善。在未来5至10年内,如果能在若干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有力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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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法学》200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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