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1 次 更新时间:2005-09-21 1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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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内容提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亚洲的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在越南战争发展的过程中,中方在援越抗美方针指导下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对策。只是在应对美国从特种战争向局部战争升级时,决策才带有危机处理的性质。本文分析了这两次决策的过程,并以这两次决策为案例,初步总结了中方危机处理的决策程序、机制、原则和基本思路。由于中美双方的原因,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

  「关键词」中美关系/危机处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亚洲的两场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战争。对于这两场战争,中国人常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来称呼。与“朝战”和“越战”相比,这种提法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与这两场战争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不同的对抗形式。在应对这两场战争时,中国方面的考虑和决策从总体上说是战略性的,危机处理仅存在于决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

  

  一、中国在朝战中的危机处理:应对美军越过三八线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响第一枪,恰好4个月。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安全形势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安全形势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看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新生的共和国在国内面临三项任务:巩固新政权、恢复经济和实现国家统一;在对外方面则是争取国际承认和防止外来干涉。

  当时,美国是从外部威胁中国的主要势力。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加上冷战兴起的大环境,这使得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同美国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虽然中共领导人一直对美国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们总的判断是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正在减退。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近代的经验表明,朝鲜的安全同中国的安全密切相关。在反对日本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获得了民族独立,但又出现国家统一问题。冷战的发生和朝鲜内部矛盾的发展,使二战结束时美、苏在朝鲜半岛受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变成了朝鲜南、北方的分界线,这实际也是冷战在东北亚的分界线。当时,朝鲜南、北双方都不承认美苏划定的“三八线”。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朝鲜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于冷战造成的态势和亚洲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问题之间的冲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忙于自己的事务,在朝鲜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有限。朝鲜局势的发展主要由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朝政策和朝鲜的内部情况所决定。不过,中朝之间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战争爆发后的反应。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原先就十分紧张的安全形势立即变得极其严峻。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不利于新生政权巩固的国内因素大大增加。在台湾朝不保夕的国民党政权,不仅突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感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残留在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活跃起来。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的行动不仅威胁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而且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最后一刻打断了中国的统一进程。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和危机,中国政府不能不做出反应。中美关系由此从对立发展为对抗。

  

  (二)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这时,整个局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尚未明朗。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但仍按照原计划签署了1950年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战争初期,朝鲜北方军队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中国领导人在展望战争前景时并不乐观。几天之后,周恩来就预计,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对策,包括出兵问题。

  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必须立即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中国师,以便在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进入朝鲜北方作战。他们将这一设想告知斯大林。7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赞成,并说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注:目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斯大林的电报尚未发现,仅找到了斯大林的有关复电。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第431页。)7月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等各项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4页。)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美国取胜就会威胁中国,对朝鲜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8月下旬,由于估计到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毛泽东和周恩来严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保证随时可以出动。(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37页。)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便不断采取外交行动,但是,这些外交行动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可能起到减缓危机、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作用。9月15日凌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攻占仁川市。随后,美军和朝鲜南方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朝鲜战局逆转。

  9月29日,在得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30日,周恩来在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页。)

  10月1日,中国收到金日成向中国提出的紧急出兵援助请求,同时,还收到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援朝的电报。(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13页;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571页。)随后,中国情报部门又得知朝鲜南方军队已越过三八线,美军也准备就绪。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印度政府当天即将有关情况通报给英国方面,并称中国人的决定是“最终的”,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化。美国政府很快从英国方面收到了有关信息。(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74页。)

  10月上旬,中共中央的决策进入最后阶段。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是否出兵援朝。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9页。这本文集在注释中说明,该电报没有发出。)然而,在当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得将这份电稿搁置起来。会后,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让他转告斯大林: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目前最好“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576~577页。)他特别说明,这还不是“最后决定”,并提出让周恩来和林彪赴苏直接与斯大林商谈。10月4~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尽管在会议开始时与会者仍意见分歧,但到5日下午,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的坚决支持,出兵参战的意见转而占据上风,并最终形成决策。

  据彭德怀当时的秘书王亚志回忆,彭德怀最初也不主张出兵援朝,理由是苏联不出面而让中国打头阵,中国军队同朝鲜南方军队交手有获胜把握,但同美军较量则困难很大。为争取彭的支持,毛泽东在私下同他交换意见,列举了中国军队可以出战的三条理由:一是苏联已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二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将全部军力集中在亚洲;三是即使中国出兵失利、甚至让美军一时打入东北也没有关系,这样美国就欠了中国一笔债,以后还可以找美国人算账,如果现在不打一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至此,彭决定支持毛的主张。(注:采访王亚志记录,2004年8月30日。)在5日下午的会议上,彭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258页。)

  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讨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他在会上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中国已决定派遣志愿军援朝。(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在志愿军出动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环节是同苏联商讨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问题。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由于事关重大且情况紧急,中苏磋商时间不长,但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拟详述,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由于斯大林不愿立即提供空军掩护,志愿军出动的时间有所延误,但中国出兵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第二,这个过程其实是中苏之间最后的讨价还价。中国需要从苏联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和保证,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强调的是中国出兵的困难,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的决心之前无意松口。在志愿军首次作战后的第五天,苏联空军第一次出现在鸭绿江上空。这个时间比斯大林在谈判中最后允诺的两个半月早了不少。(注: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任务最初限于保卫中国边境上空,后来扩大到朝鲜北部的交通线,但始终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25日,打响入朝第一仗。至此,出兵决策的过程结束。

  

  (三)出兵决策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相当迅速。对比之下,中国对美国介入战争的反应则慎重得多,决策过程也长得多。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决策时面临三个困难:(1)中国是被种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因素推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前台,时间紧迫,能做出的选择有限;(2)美国是中国的明确对手,而中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3)国内局势尚不稳定,涉外决策面临的变数多、风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着重思考和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三八线是一条底线。他后来回顾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注: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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