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至16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无论是印度一方还是中国一方，都给这次访问添加了诸多的文化因素。莫迪将首访城市定在了西安，也就是当年唐朝的都城长安。西安为迎接莫迪入城还仿效了唐朝时期的礼仪与仪仗。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谈国事之余，莫迪观看了歌舞表演《梦长安》。之后，莫迪访问北京，又通过微博发布了自己与李克强总理的自拍照，背景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在天坛公园，莫迪总理还与李克强总理一同欣赏了中印合璧的瑜伽表演和太极表演。
　　于是，中国的很多媒体也纷纷以文化类词汇切入相关报道，要么谈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相遇，要么谈瑜伽文化与太极文化的融合。然而，什么是瑜伽文化，什么是太极文化，二者如何融合？或者换言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印两国在国家体制、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内涵都已发生一定程度变异的情况下，中印之间文化的契合与分殊在哪里？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都属于东方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平心而论，这两大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的确有限。在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以玄奘西游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沟通拉近了两大文明古国的联系。正是玄奘，将之前或被称为天竺，或被称为身毒的印度正式翻译成印度，并一直延用至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成为研究中印两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著述。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如玄奘西进或前此一百年的达摩东来，都是围绕着佛教传播展开的。而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远不及印度教，在中国远不及儒家文化。因而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尽管是地缘上的邻邦，在文化路径上却是殊途陌路。
　　在两大文化系统并驾齐驱了千年之后，在西欧强国崛起之后，两国文化都被迫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初，从自身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的命运中，中印两国的诸多文化精英都对自身文化产生了怜惜之意。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哲学》中，虽然肯定了西方文化一路向前的进取精神，但也强调西方文化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中国文化遭受的冲击不是因为其与西方对比的失败，而是因为与西方对比的早熟。
　　在批判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表现得更为激烈。泰戈尔认为西方文化将把人变成被贪欲诱使的机械性动物，由这些动物组成的社会将是赤裸裸的权力组织，这个组织中不存在道义责任。泰戈尔高歌印度文化，认为王国盛衰、权力争衡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印度历史，真正的印度历史是实现精神理想的历史。
　　即便中印两国的文化精英都对西方文化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批评甚或排斥，但当时他们又大多认为中印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之时，其未来所走的路径仍将殊途陌路。
　　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都正式摆脱了西方政治力量的直接影响，开始探索各自发展之路。相同的是，新独立的中国和印度，虽然还是各自文化的继承者，但其传统文化都伴随着新式国家的组建遭受到了较20世纪初更为严重的冲击。印度的政治架构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殖民时代的遗产而不是其自身传统沾沾自喜；中国的政治架构参考了苏联模式，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疾风骤雨的政治利刃强行割裂与自身传统的关联。不同的是，印度基本上接受并拥抱了西化道路，中国则在不断西化和自身特色之间徘徊权衡。
　　当意识形态之争伴随着冷战终结烟消云散之后，中印两国又都以所谓现代国家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主权、利益，并努力以经济发展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曾经的两大文明古国，文化都成为了点缀，有时点缀经济、有时点缀政治。因而，不管是把莫迪访华拔高到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相遇的高度，还是抛出瑜伽文化与太极文化融合的概念，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莫迪此次访华，醉翁之意在于带走了32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而不是欣赏了《梦长安》歌舞与太极拳表演。
　　如果非要找中印文化的契合点，那么更多的是理论上的。20世纪初，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只有西方的基督教新教精神才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迅速发展。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东方文化也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但一个反问是，这两国的经济发展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多大的关联呢？
　　瑜伽、太极在今天成为了强身健体的重要科目，伴随着莫迪访华，也成为同台表演的外交项目，于是瑜伽文化、太极文化这两个词汇盈目即是。但从本源来看，瑜伽关乎的是宗教自省、个人的精神超脱；太极所描摹的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世间万象。中印文化，分殊实大于契合，因而不是瑜伽与太极同台表演，两国文化就能自此融合的。文化，在这个时代的确容易成为点缀，但文化不应该仅仅成为点缀。
　　作者任职于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