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成 彭刚 周濂: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母亲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8 次 更新时间:2015-05-25 19: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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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成   彭刚   周濂 (进入专栏)  

   何谓“启蒙”?《启蒙时代》提供一种经典解释

   刘北成:“启蒙”这个词有非常多的意义,有教育学意义上的启蒙,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启蒙。从世界史角度来讲,启蒙也有比较复杂的意义。在教科书里,“启蒙运动”被用来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一般公认为18世纪那场历史文化事件。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有过启蒙运动,甚至有过几次启蒙,这是把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投射到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我里讲的是把“启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意义。启蒙是什么还有一个意义,是指启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本书,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就是对“启蒙”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启蒙是什么,以及启蒙意味着什么所做的一个阐释。

   就我的知识而言,《启蒙时代》是第二部比较全面系统阐释启蒙运动的专著。第一部是1931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彼得·盖伊这本书原名是The Enlightenment,按字面翻译是“启蒙运动”,世纪文景的编辑提议把书名定为“启蒙时代”,经过商量,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彼得·盖伊之后,还有一些研究启蒙的专著,但是就全面、系统而言,尚无出其右者。

   对这样一本书究竟应该怎么看?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我们常说,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过去不断的对话。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其实同想要和它对话的那个现代人、他自己的关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译者前言里面讲到,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起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至少有三个主题和当下的关怀有关系。

   第一个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而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可以说是聚讼纷纭,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太多的爱恨情愁。我们看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比如《双城记》,能够理解不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大革命的感情都极其复杂。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说好说坏的事件。不论是当时活跃的、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人,还是当年一直都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都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因此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热烈同情的人,往往对启蒙运动也是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的人,也把根源归结到启蒙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大体如此。

   第二个主题是极权主义。到了20世纪前期,特别是到1930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启蒙运动也有了一个新的关切,就是要在启蒙运动里寻找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产生了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第一种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为代表,卡西尔认为极权主义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因此他对启蒙运动做的是完全正面的阐述,他是要用启蒙的价值来对抗当时的极权主义。当然,像卡西尔这样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的美国,大概只有帕尔默等少数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1930年代到40年代,欧美的学术界、知识界,许多人对启蒙运动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尔,贝克尔认为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法国、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好坏参半的后果,既带来了自由、平等的福音,同时也造成了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灾难。

   有的人比较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相当普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讲到卢梭就是拿破仑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有人问,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也坚持所谓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吗?这些价值不是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吗?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者说英国的其他传统。彼得·盖伊是生活在美国的,所以他是挑战了这样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启蒙运动的大环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彼得·盖伊是德国犹太人的后代,是1930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着父母来到美国的。他的父亲完全服膺启蒙思想,这一点对彼得·盖伊影响非常深。彼得·盖伊坚信启蒙和极权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奏,是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开启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里,彼得·盖伊写出了《启蒙时代》。彼得·盖伊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启蒙奠定了我们现代的基本价值,按照西方的观点是奠定了普世价值,用我们的话说是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这部著作有两卷。第二卷还没有出版时,第一卷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应该说也迎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彭 刚:历史永远是现在和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过去几百年了,但这两者还一直都是争讼不已的话题,远远谈不上盖棺论定。对启蒙的态度的不断变化、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在我看来,其本身也构成了20世纪思想史中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种研究一旦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就完全过时了。比如说托勒密体系被哥白尼体系取代之后,恐怕只有专门的科学史研究者才会去重看有关托勒密体系的著作。历史著作却不是这样,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也不是这样。有很多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著作,本身成了经典,即便它们使用的材料被扩展,它们有的论点甚至是被决定性地证伪了,它们却依然保持着活力和价值。彼得·盖伊这本书就是这样。北成老师在这本书的译序和刚才的发言里面,也简略地谈到了20世纪有关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彼得·盖伊的这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这本著作的优点很明显,一看就会被它吸引,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大学者博闻广记的一面,他既有对细节非常好的把握,同时还能够有一种非常概括的、宏观的解释能力。我倒觉得这是很多德国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两手都很硬,兼具大的解释框架、大的见解和非常精细的对细枝末节的把握。我印象当中彼得·盖伊对这本书也是非常自负的,他这本书英文版还有一个副标题:An Interpretation,后来过了很多年,他和别人辩论,大概是要辩论我们对过去能不能获得一种客观的历史解释,他说我后悔了,他说我那本书不应该叫An Interpretation,应该叫The Interpretation。这本书对启蒙运动提出了诸多解释,包括了很多细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可是这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好处,一种解释框架、一种研究,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有些部分甚至已经被证伪了,可是它照样有着经典的价值,比如说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即便他基本的框架有很多被认定是过时了,他还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来,彼得·盖伊的这本书也是这样。启蒙运动当然极其的复杂,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盖伊此书在呈现多样性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最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多样性的研究更为深入。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启蒙运动有那么多互不相同、相互对立的思潮、人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几乎所有人又都认定它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比如,卢梭和伏尔泰,这两个人一度非常的亲密,在思想上和人际交往上都走得很近,但是最后在思想立场和个人关系上又都反目为仇。一走进巴黎的先贤祠,两个人的灵柩被放置在正对面。我想这肯定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的。对整个启蒙运动也可以这么看,一方面不同的个体之间、思想倾向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结,最后却又被人们归属到一起,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

   这些年人们也在讨论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不同倾向的启蒙运动,比如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彼得·盖伊的这本书对启蒙运动的解释,他还是过多地把目光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身上。而近来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启蒙运动所影响的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不同面相,以及它是如何渗透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它怎么传播开来,以及它跟法国大革命之间有什么具体而生动的关联。换个说法,我们经常说孔夫子的思想影响大,但你想象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过是当时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种观念如何流变传播,如何通过扭曲、嬗变而影响到一个社会,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那肯定又是一个更多面、更复杂的现象。在我看来,在彼得·盖伊的研究之后,对启蒙运动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推进,比如达恩顿的研究,但是这些都无损于盖伊这本书的价值。

   周 濂:一言难尽启蒙运动。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首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会发现所有的光荣和梦想都归功于启蒙运动,同时所有的苦难和邪恶似乎也都归因于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胡适曾说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意识形态的“兵家必争之地”,启蒙运动在过去两百多年中也被不同的人抹上了不同的脂粉。

   我个人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启蒙运动,大家可能听说过,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构成的,象征着赫鲁晓夫的功绩一半黑、一半白。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树一块碑的话,也许我们也需要用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这当然是件悖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曾经认为,一旦我们诉诸理性、诉诸知识,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启蒙运动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和温暖,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和严寒,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价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启蒙运动肯定理性,肯定自由,肯定平等,但所有这些价值,很不幸的,都是本质上充满了争议的概念,我们无法为它们下一个一锤定音式的定义。

   以自由为例,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自由绝非一个通体透明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过去两百年里,有太多的哲人介入到自由的定义之争中。

   理性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另外一个代名词是“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希望以牛顿科学作为模板,把道德哲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按照人类理性的法则予以重构,但是理性本身发展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和复杂性,比如说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衰微。

平等同样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罗伯斯庇尔奉卢梭为他的精神教父。平等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始终充满了非常大的张力,按照阿伦特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甚至造成一个大恐怖的时期,是因为自由的价值逐渐被平等的价值所取代。罗伯斯庇尔曾经这样概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评价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直到今天,对平等这个价值的追求,依然搅扰中国和西方。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始终认为,影响中国近百年历史最深的启蒙价值,不是理性,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科学,而是平等。正是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精神结构。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摆平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恰当地实现平等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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