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7 次 更新时间:2015-05-24 1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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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 (进入专栏)   ​陈星灿译  

  

   原载于《考古与文物》(西安)1995年第03期 第1-10页

  

   作为一种通过物质遗存对过去所做的系统调查,中国的考古和它所研究的文明一样古老。不过,传统上它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的附庸。近代以来,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从西方传入中国。最近这些年,新的考古发掘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材料,它们正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面貌。但是,尽管有着这样新的科学背景而且声誉日隆,考古学在中国却依然是历史学的一种工具,纵使作为工具,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中国的历史学似乎是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一个实体:它不因改朝换代而稍有终止。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史学具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源远流长,一是史学传统一脉相承,不因政治社会的变迁而中断。”①不过,历史学不断地从新的技术、新的理论和方法中取得营养。其中的一些技术和方法便是通过考古学的途径而来。以考古学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标志:一个完成于公元1092年的吕大临的《考古图》,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古器物学的开始;再一个是1920年中国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确认,它揭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中国考古学的三个阶段——古器物学(1092-)、科学考古学(1920-)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考古学(1949-)之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一些主要目的和特征,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的目的和特征与其大同小异,可以相互参照。

   首先,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有显明的道德价值取向。已故的瑞德(Authur F.Wright)曾这样问道:“为什么历史研究(在中国)受到如此的尊崇?它的价值取向何在?”他认为,“其一,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给研究者的时代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因为儒家文化传统,视历史研究为吸取相关经验的法宝。其二,如果说体现传统智慧的儒家经典,为人们提供了行为的准则,那么,历史研究就给这些准则在人事上提供了具体的事例和证明。增补历史的记录,便是参与了一项由圣贤们开创的伟大的工程,研究历史,便是试图通过大量的具体事例,理解古人遵循或者背离儒家道德说教的因果报应”。②因为历史记录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为后人指出了方向。正如公元前二世纪后期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学家希望以此唤起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荣辱感和对其身后名誉的关心。据说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乱臣贼子”非常害怕他们罪行和丑事被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由于中国历史学的道德价值取向,最好的历史著作,不会任意地随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更改自己的立场。在儒教成为不变的正统之后,历史学也形成了与其相应的一套规则,并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其实,不受短暂的外部干预的历史学的独立性,在官方的儒教形成以前很久即已存在。这可以《左传》记载的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著名故事为证。该年五月,崔杼杀死了他的主人齐庄公。主事的史官因此记道:“崔杼弑其君”。崔杼生气,把这个史官杀掉了。史官的弟弟秉承其兄做了同样的记述,因而也被崔杼杀害。他的第二个弟弟也落了个同样的下场。最后,史官的另外一个弟弟又秉笔直书,崔杼无奈不得不听之任之。这个故事的下一部分更有意思。据说住在齐国另外一个地方的史官,听说主史官们全被杀害,他抱着竹简来到主史官受害的地方,准备再把崔杼弑君的故事如实记载。只是当他知道此事已经记录在案,他才心安返家。

   与其独立性可能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个案的历史记载,而非象的历史概括,起了主导作用。所谓正史,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朝代的宫廷为前一个朝代编写。这种历史的主要内容,除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和清单之外,就是重要人物包括从皇帝、大臣到商人、学者的传记。人们显然以为,只要忠实地记述历史,道德的教化就不揭自明。不过,历史学家们的个人意见明显地与事实相分离。司马迁就说他编写《史记》的目的,是“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说到历史的概括,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有其独特之处。瑞德归纳如下:(1)因果的概括:改朝换代,比如说一般把一个富强的时代与某人的统治时期联系起来,把妇女对朝廷的影响,视为王朝行将灭亡的征兆和原因,把“官逼民反”当成王朝覆灭的综合症。(2)贴标签式的概括:比如“中国”一词,意味着中心和优越;“封建”一词,是表示一个制度的丛体或者它的片段遵循一个已知的模式,相对立或者相补充的一对概念;一些简明扼要的声明,即意味着规律和两个不同序列的事件之间的固定联系③。毫无疑问,这些总结并没把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种种概括包罗殆尽,不过,它们确实点到了那种历史模式,那种受到传统训练的中国学者贯于思考和讨论的历史模式。

   传统学者还往往把历史探讨,局限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之内。瑞德曾指出,中国学者所以专注于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中心思想在作怪④。不过,我们应该进一步指出,就象钱穆所说的那样⑤,中国历史上演的地理舞台是又巨大又孤立的。二十五部正史的地理范围,与其记载的政治王朝的统治区域,巧相交合;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却总是所谓中国文明(汉文明)的中心区域。恐怕不能说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他们境外的事情没有兴趣;因为,对边远地区的记述,从先秦的《山海经》,到元朝的《真腊风土记》,都是传统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明显,中国的地理如此辽阔多变,历史又如此悠久,对它本身的历史记载,似乎就包括了一切可能从过去学到的经验教训。

  

   古器物学

  

   当代的中国考古学,有三个学术来源,在上面曾经提及的三个时期进入中国考古学的舞台,即:传统的古器物学,西方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三种东西都明显地存在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

   古器物学,作为传统的历史学的附加成份,形成于宋代。根据李遇孙的统计,宋代可以称为古器物学家的学者有61人⑥。据杨殿勋统计,宋人所著现已失传的古器物学著作,即有89部之多⑦。存留下来30部⑧之中,最早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据说完成于1092年。该书从宫廷和30家私人的藏品中,精选了从商代到汉代的青铜器210件,玉器13件,用文字和线图作了描绘。稍后,又出现了由王黻受朝廷之命编写的《博古图》。该书初编于1107-10年,在1119-25年又得以修改的扩充,它收录了839件古器物。宋代的著录,既收有器形的摹绘,款识的拓片,又有器物的外部特征和大小尺寸的描述,开创了著录宫廷和私家收藏青铜器的古器物学传统。宋代的著录,还开创了用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命名器物及其纹饰的传统。其中的一些器名,用得很对,另一些则成问题。我们马上就会讨论到它们。

  

                              图一 商瞿父鼎

   这些著录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设一门作为历史材料独立范畴的基于对古代遗物研究的新学问。不过,宋代的考古学家也试图做一些别的方面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协助历史学家。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序》中,罗列了金石学的三个目的,即所谓:‘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在一本早已失传的名叫《先秦古器记》的著作《序》里,刘敞也认为,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谍次其世谥。”⑨倾力于青铜铭文研究可以理解,但是,吕大临和刘敞都意识到,研究青铜器,对探讨典籍没有涉及的礼仪,以及古代文化的其他方面的起源和早期形式,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宋代之后,传统的古器物学严重倒退。宋代以后的古器物学著录和著作,专注于铜器的铭文及其与文献的关系,而在宋代记录甚详的许多信息,比如器物的出土地、特征以及大小尺寸等等,则很少受到重视,或根本不予描述⑩。

   尽管如此,除了他们草创且沿用至今的青铜器的著录方法——文字的描述,形象的摹绘(现在是照片)和铭文的摹写(现在是照片或拓片)之外,关键的是宋代的金石学家还留给我们一套古代器物的命名方式。就象鲁道夫(Rudolph)所说的那样,“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宋代学者对青铜礼器及其他青铜器的分类和命名。除去某些错误以外,宋代学者建立起来的名称和分类,现在基本上还在沿用”[11]。实际上,命名涉及器形和纹饰两方面的问题。下面我们看看《博古图》的两个例子。

  

   图二 商父己鼎

   图一、商代的鼎,上铸“瞿父”,著录于十二世纪的《博古图》。该图取自1528年的明代版本。(器物)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阔一寸二分;(腹)深三寸二分;口径五寸。腹径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两。三足。铭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铭者多矣。瞿则莫详其为谁。然瞿作两目,与商瞿祖丁卣之两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纯素,无纹。纯缘之外作雷纹饕餮。历年滋多,如碧玉色,宜为商器也。(卷一,21页)

   图二、商代的鼎,上铸“禾父己”,著录于十二世纪的《博古图》。该图也取自1528年的明代版本。(器物)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阔一寸三分;(腹)深三寸;口径五寸,腹径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一两。三足。铭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曰父己。后世传习之谬,而以斝彝画禾稼其上,虽一时俗学之陋,固亦有自来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批商器类取诸物,以为形似。盖书法未备,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纯素,三面为饕餮而间之雷纹。文镂与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有几点需要在此指明一下:所谓鼎,是指有三个实足的青铜容器。饕餮,指动物的面纹装饰,雷纹,指方形的螺旋纹装饰。纹饰被用作断代的一个依据,刻在铜器上的祖先的名字,也是商代器物断代的依据。另外一个判定年代的标准是器物外观的古老程度。

   器物的断代,依据其外观、铭文和纹饰,这些标准当然在古器物学里已经全部得到认可和应用,今天我们也还在这样做,尽管由于宋代以来知识的积累和扩充,使我们对这些标准的运用大大地复杂化了。不过,鼎和饕餮两个名称的使用,的确代表宋代古器物学研究的基调,这个基调决定了至今尚被中国考古学家追随的研究方向。

这种可称为文化相对性(emic)的研究方法,大约只有中国考古学具备,因为只有中国才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中国古代的礼器种类繁多,名目复杂,有些名称就刻铸在铜器上,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古代文献里。比如“鼎”这个名称,就刻铸在许多鼎类的器物上,不过,作为古代最重要的礼器,它也见于许多古代文献。实际上,“鼎”字本身,即是鼎这类三足器的象形。因此,用鼎这个词指代那种特殊形式的器物,就象宋人的著作所做的那样,和古代中国人的用法是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名称宋人显然用错了,比如“敦”,是东周时代一种圆形器的名称,宋人却错误地用它指称商和西周时代的一种盛食器簋。“簋”字也曾见诸某些簋形器的款识,但是宋代的著录家们却把它隶定为“敦”字。还有,某些古代的名称,并非仅仅指代某一种器物,相反,它往往升格为指称某些器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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