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0 次 更新时间:2015-05-24 1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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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 (进入专栏)   ​陈星灿译  

   1949年以后的中国考古学

  

   1949年,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由安特生和李济所代表的传统的古器物学和新的考古学的所有主要方面,在1949年以后继续存在。在新政权下,考古学呈现出两种新的重大变化,其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成为指导考古学解释的主要理论;第二种,是考古学无论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变成国家控制的一个单位。后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系列划时代的成果,前者却不很成功。

   即使简单回顾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考古学的统治地位,我们也不能不从本世纪30年代和自1950年至1978年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起。郭沫若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20年代他是激进的作家和倾向于共产主义的革命者。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围剿共产党员,郭沫若被迫逃亡日本,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这10年,郭氏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的古代遗物,撰著了数种不朽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卜辞通纂》(193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这些著作及其他流亡日本时期撰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的著作,无疑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的巨人地位。他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器风格演变方面的开拓性著述,至今仍是不可或缺[23]。所以,尽管郭沫若在中央研究院有许多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李济,但出于对他在上述领域的杰出贡献的尊重,1948年他们仍然推选郭氏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氏拒绝接受)。然而,郭沫若并非田野考古学家,他对考古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1930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这是第一次严肃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尝试。因为在马克思的模式中,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存在,郭氏将之应用于古代中国,因此就把商代划入晚期原始社会,把周划入奴隶社会。根据1930年殷墟商代考古的发现,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一书里,修正了他的分期法,把商代划入奴隶社会。此外,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氏着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因此贡献了一个与传统的关注艺术、宗教和意识形态其他方面的研究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郭沫若的两个理论上的重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视生产力为社会基础的观点,也遂被古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奉为圭臬。考古学家一直试图以此撰写古代史和对新的考古材料做出解释。不仅如此,考古学的政治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由于毛主席说过“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考古学便开始把精力倾注到穷人、被压迫者(比如囚犯)以及富人和统治者的遗存上。由于毛主席主张“古为今用”,于是考古学家便试图以当前的需要调整他们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射史学”大行其道,考古学也部分侧身于中国历史的所谓“儒法斗争”的批判。

   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互相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这种状况也好也坏。好,是因资料和不断变化的政治口号可以区分开来,资料还可用于将来的客观分析。坏,是因政治干扰到考古学的某些方面,使得进行这些方面研究的复杂的方法论在中国付之阙如;假如考古学家能够多注意这些经验的处理办法,那么方法论的进步便可能实现。比如,即使是注重和生产相关的活动,但是诸如生业系统、聚落形态和贸易的考古学研究也几乎不见。古代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关键,但是中国考古学家却甘愿奉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理论为教条,不加批评地随意引用。因此,他们失去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去利用中国丰富或者也许是独特的材料,为建构更完善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尽管历史学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许多讨论[24],掌握着大量与此密切相关材料的考古学家,却一直没能加入讨论[25]。总之,尽管新中国的考古学家有理论上的自觉,大致说来,在方法论方面,他们还是满足于沿用从李济及其同时代的中西方考古学家那里学到的方法,来处理考古资料。

   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的做法还是最好的。在过去的30年中,考古学研究的队伍严重乏人,但是却发掘出大量的新材料。由于前所未有的工农业建设,也由于意外的发现得到国家所属的专业考古学家的重视,在全国各地都有从史前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的新发现。许多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使我们正经历着中国历史学的质变[26]。

  

   (译自《世界考古学》13卷2期,1981年。)

  

  

原文参考文献:

   ①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172页。

   ② Wright,Authur F.On the uses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In Generalizations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Louis goeeschalk).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p37-38.

   ③ 同注②,41-45页。

   ④ 同注②。

   ⑤ 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24页。

   ⑥ 李遇孙:《金石学录》,1824年。

   ⑦ 杨殿勋:《宋代金石遗书目》,《考古》,第四期,204-28页,1926年。

   ⑧ 容媛:《金石书录目》,上海:商务印务馆,1936年。

   ⑨ Rudolph,Richard C.Preliminary notes on Sung archaeology.Journal ofAsian Studies.1963,22:167-77,pp175.

   ⑩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报》第一期,63-79页,1950年。

   [11] 同注⑨,176页。

   [12] 李济:《记小屯出土的青铜器、上》,《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100页,1948年。

   [13] 张光直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62号,1973年。

   [14] Ku,Chieh kang.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trans.from Ku Shih Pien by A.W.Hummel).Sinica Leidensia series.Leiden:E.J.Brill,1931.

   [15] Li.Chi.Anyang.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pp.34.

   [16] Andersson,J.G.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4,pp.xviii.

   [17] Andersson,J.G.a.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etil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3 no.5:1-68.b.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Palaeontologia Sinica,series D.1923,no.1.

   [18] Andersson.J.G.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in Kansu.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A,1925,no.5.

   [19] CHang,Kwang-chih.Chinese Palaeo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Ahthropology.1977,6:137-59.

   [20] Childe,V.Gordon.Changing methods and aims in pre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for 1935,1935,1-15,pp.1.

   [21] Andersson,J.G.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ulletin of the Me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1943,no15.

   [22] Li.Chi.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23] 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考古》,第四期,217-22页,1978年。

   [24]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上海:三联,1954年。

   [25] Chang,Kwang-chih.Shang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26] Chang,Kwang-chih.Chinese archaeology since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7,36:6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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