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9 次 更新时间:2015-05-24 1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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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 (进入专栏)   ​陈星灿译  
比如“彝”字,宋代的学者用它指称簋这种特殊的器物,事实上它却是礼器的总称。

   尽管有上述那些可贵的材料,古代器物本名的使用并不成系统。宋代古器物学家的考古研究,开创了应用古代名称命名器物的先河,但是宋代以来的传统学者只留给我们一堆主观而又含糊的名称。现代的考古学家,一直试图把古代的名称和客观的形式结合起来,对古代的青铜器进行分类[12]。尽管不能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命名分类系统,但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似乎是卓有成效且切实可行的。十年以前,我编著了一本包括四千多件有铭文的商周铜器的图录[13],对关键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并把它们纳入原来的系统,表一即根据此方法制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只英鼎、簋和壶可能是指称某些特定的类型;其中,鼎、和簋是食器,壶是酒器。另一方面,尊和彝是一般的名称,用来代表各种酒器。这个表格说明,古代的器物名称蕴藏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对它们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与古代的文献结合起来。尽管宋代学者对古代名称的使用不够准确,但却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不过另一方面,宋代学者用“饕餮”一词表示器物装饰的做法,却引出很多麻烦。在晚周的一部哲学著作《吕氏春秋·先识览》里,记载着下面一段话:“周(有的版本写作夏)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在其他的文献里,饕餮也被说成是残暴成性贪得无厌。宋代的学者,以饕餮命名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并且猜想古代的艺术家所以把饕餮的形象刻铸在铜器上,是要警告人们戒贪。因此,饕餮一直是这种兽面纹的共名,但是它的确切含义却还是莫衷一是。

  

   现代考古学的传入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使西方的影响在各个方面开始急剧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和意识,也使得眼睛只盯着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土崩瓦解。西方的历史学,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对中国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寻求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经验证明,传说时代的历史包括大部分的中国上古史[14]。地质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可能从地下发现经验材料的学问,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热心观众。用李济的话说:

   自本世纪初起,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和考古学者的田野工作迅速遍布整个世界,田野资料的重要性也很快得到人们的认识。被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几百年的古老中国,被迫打开她的大门,一任‘高级的白人政权’为所欲为,科学的田野工作也在其中。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各式的冒险家,蜂拥到远东特别是中国……只是在1911年的革命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开始觉醒。‘田野方法’作为学问之道,如它在欧洲一样,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15]。

   李济接下来还谈到代表西方科学的田野工作的早期主要执行机关——1916年建于北京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曾经在此工作过的西方学者:美国的葛利普(A.W.Grabau)、瑞典的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的魏敦瑞(J.F.Weidenreich)和法国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在这些西方学者中,安特生无疑是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一个。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幸运之神多次光顾,使我许多次捷足先登成为开拓者。1914年,我第一个发现了迭层矿石的有机生成(organic origin of stromatolite ore)。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属的模数(Collenia modules),辨认出它与北美前寒武纪地层出土类似‘化石’的联系。1921年特别值得纪念:这一年我们发掘了仰韶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黄河流域的上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奉天的沙锅屯洞穴遗存以及因后来者的工作而蜚声世界的更重要的周口店洞穴遗址[16]。

   这其中,以1921年在仰韶村和沙锅屯的工作为最重要,因为这两个遗址发现了以黑褐色彩绘的红陶钵、罐和磨光的石斧为特征的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17]。紧接着,安特生在甘肃又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彩陶文化遗址[18]。这些以仰韶文化命名的彩陶遗址,在中国北部相当广大的地区普遍存在,为该地区史前人的活动提供了最初的实物依据。安特生获取和分析考古资料的手段,自然地为中国的学者所吸收,因而,中国有了同样的田野考古研究。

   在这里,我无意对安特生的考古方法进行详细分析。但是,有必要指出,安氏和他的地质调查所的西方同事应用于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对中国考古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有必要了解,安氏和他的同事们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而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的主要方法更适合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不是考古学。这些方法包括收集田野资料,跟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地层学,以及标准化石的使用等等。如此看来,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并无根本的不同,因为欧洲之外的早期考古学的很多工作,是探险家和自然历史学家完成的。对中国来说,关键的是这些早期方法的传入和延续。

   表一 中国古代铜器自名与考古分类对照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早期的方法并不坏。地层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基本的年代学的方法。同样地,中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合作的传统,肇始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特别是为发掘和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而设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在中国考古学中一直延续下来的对人地关系的浓厚兴趣至关重要[19]。另一方面,安特生利用采集员搜集考古遗物及地质、古生物学标本的作法,并没有形成对遗址和地层的清楚的认识,尽管这是当时的普通做法且很容易被改变。对考古学产生的一个更为持久的负面影响,是安氏经常利用标准化石断代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种方法在西方也同样流行,不过它的缺点很早就被注意到了。在1935年的史前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柴尔德(Childe)这样说到:

   地质学不仅教给考古学家划分年代的必要性,也指出了科学断代的方法。地层学的原理即来自地质学……但是考古学还在从地质学的方法和概念中借用那些不适宜人文科学的东西。在地质学里,沉积岩的序列确实是通过地层学建立起来的。不过,一旦层序确立,该层序中某地点的年代,即可以蕴藏其中的标准化石(leitfossilen)确定。考古学的年代是通过类型学建立的。一群遗物的相对年代应当由其中的一些典型遗物来判别[20]。

   他还指出,文化比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标准化石要复杂多变的多,一个斧头和一片陶片对包含它的整个时代可能并无很大的价值。不幸的是,标准化石几乎是安特生方法论的中心。通过对很少一些分别出土于中国和西亚、中亚的有相似点、线和弧线的彩陶片的比较,他会声称发现了这些地理上相隔遥远的地区之间史前文化的紧密联系甚至同构性[21]。安特生的工作早在柴尔德1935年的致辞之前,但是安氏到40年代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标准化石法,许多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到现在也还在使用。

   如果说安特生代表着基于田野工作和发掘材料的现代考古学向中国的传播,那么李济就是中国学术界掌握了这个新学科的体现。如果说安特生和他的西方同事,有意无意做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帮凶,总的看来不具对中国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责任,而且其科学活动发生在国际学术圈,对中国人的生活少有直接影响的话,那么,李济和他的中国同事及其学生们,则是注定要使中国考古学现代化,且使它在当代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种有效工具的爱国者。从许多方面来讲,李济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1895-1979)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一个殷实的家庭。进入现代学校之前,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先是在他的家乡钟祥,后在北京。190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仿效西方的大学预科。1918年,他赴美留学,先是在麻省罗切斯特的克拉克(Clark)大学拿到心理学的学士和社会学的硕士学位,接着1923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人类学的博士学位。李济在哈佛的主要导师,是狄克逊(Roland Dixon)和虎顿(Earnest Hooton)。他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22]即是上面两门学问结合的结晶。李济在哈佛只听过托策(Tozzer)的考古课,不想考古学竟成为他回国后的主要事业。从1923年回国至1979年去世的56年间,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许多第一。1923年,他发掘了山西夏县的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人发掘考古遗址的第一次。1928年,他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位考古组组长,该年设立的考古组正是为了负责殷墟——安阳附近的晚商都城的发掘。1945年,他被任命为第一个国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院的首位院长。1949年,他建立起中国大学的第一个考古系——台湾国立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成为系主任。最后,在60年代,他开始编辑一部由多学科参与多人参加写作的中国上古史,这是基于考古和铭刻资料撰写的第一部中国上古史。

   作为拓荒者,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持久的。这里不准备评价李济的学术生涯,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还留有他的影子。

   首先,他主持的从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中国的考古学。殷墟成为年青考古学者的训练基地。从50年代至今所有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都曾在殷墟接受过培训,包括:夏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尹达(即刘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去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石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组长;南京博物院的主要考古学家已故的尹焕章和赵青芳。所有这些考古学家当然都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不过,他们也都在殷墟接受了李济和他的年青同事梁思永关于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的最初训练。梁思永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他曾在祁德(Alfred V.Kidder)的指导下参加过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发掘。

   在把新的考古学和传统的历史学及其古器物学的分支结合这一点上,殷墟的发掘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假如这个第一个大规模的由国家执行的持续发掘,是对一个史前的遗址,那么一个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考古学的独立分支,就可能在中国诞生。但是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字材料: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不仅如此,古器物学家收藏的许多青铜器,即是历代在殷墟盗掘的产物。因此,对殷墟出土材料的任何研究,虽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给予描述,却必须在传统的历史学和古器物学的圈圈里打转。这服务于两种目的:一方面使考古学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和更新了的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说,还使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新生”。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在国家的研究所、博物馆或是大学里,都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

   在我看来,李济个人的研究取向和成就在以下方面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坚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而非过去写在书上的教条)为信仰和立论的依据;他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所作的解释;他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我们不可能在此对李济漫长而又多产的考古生涯的每一侧面详细评述,然而,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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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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