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5-05-22 15:46:15

进入专题: 国营企业   激励机制   身份认同   生产积极性  

李怀印   黄英伟   狄金华  

  
  【内容提要】关于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问题,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强调应该在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所构成的特定情境中,重新认识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章将论证,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具体表现,根据这些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因时因地而异,但总的来说,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
  【关键词】国营企业 激励机制 身份认同 生产积极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管理和劳动效率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无论是改革导向的官方话语,还是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视角加以解读,把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者,设想为纯粹的“理性经济人”,视其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为物质激励的直接结果,激励越多,则积极性越高,反之亦然。以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为例,一种流行的认识是,在生产队组织下,普遍存在生产瞎指挥、劳动“大呼隆”、收入分配搞平均主义的弊病;在物质激励缺位时,只能靠管理者对劳动者的严格监督,以及制度上对管理者自身的约束。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失去了退社的权利,导致制度约束对管理者不再发生作用;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分散特征,也意味着对劳动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农民积极性低,生产效率低下(Lin, 1990;林毅夫,2008:32,55)。工业生产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舆论,更是把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岗位终身制形容为“铁饭碗”,把职工工资级别的平均化和工资长期不变所带来的劳动投入与报酬之间的脱节形容为“大锅饭”,由此产生所谓“工人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胡乔木,1978)。情况严重的企业,甚至出现“出不出勤没人管,干活多少没人管,质量好坏没人管,工具损坏没人管,公物丢失没人管”(张广元、张志坚,1979)。学者的解读跟官方的口径几乎一致。改革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均倾向于把国营企业相对低下的生产效率,归因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和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将工人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劳动产出挂钩(刘国光、赵人伟,1979;薛暮桥, 1992;吴敬琏,2007)。林毅夫及其合作者也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也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关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毅夫等,1999:83)。国外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厂管理的诸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华尔德(Andrew Walder)所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其中也认为,“文革”时期,由于取消了奖金以及定期的工资调级,工人的实际工资和住房面积下降,加上领导干部本身动力不足,无心监管,导致工人士气低落,劳动纪律松弛,劳动积极性和出勤率全面下降(Walder, 1986: 193-219;类似的看法参见张文魁、袁东明,2008:3; Pang & De Boer, 1983: 659; Helburn & Shearer, 1984:8-9; Dollar, 1990:91-92; Putterman, 1992:472; Zhu, et al., 1998:68; Whyte, 1999:176; Kuruvilla, et al., 2011:3-4)。
  总体而言,相对于改革以来,尤其是全面转制后股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职工的生产效率,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上述改革初期所流行的官方话语以及经济学界的相应解读,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尚值得进一步研究。毕竟,至少改革以来官方所发布的关于此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充分支撑上述看法。例如,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1952年,到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261.5亿元增长到3416.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国家统计局,1983:214-215),平均每年增长10.39%。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国家统计局,1983:297)。如此显著的增长,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物的因素即资本投入,主要是设备的扩充和更新,从而提高了产能;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值为例,从1952年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从107.2亿元增长到3002.2亿元(国家统计局,1983:12),每位职工的人均固定资产也从669元增加到4029元,年均增长7.15%。再一个即是人的因素,即企业管理方法的改进、职工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如果企业职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体宣传及学界解读的那样,缺乏起码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统计数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些在改革开始后重新核实发布的数据基本可靠,且已经为中外研究者广泛接受。至于改革初期的官方舆论,为了给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造势,为国家的总体改革方案制造合法性,因而突出此前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地为官方的政治议程背书,也不应该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人们为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宁愿抛弃、否定一切有悖于改革理念的旧制度、旧思维,那么,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之后,我们有必要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把改革前的三十年,当作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从微观历史的角度,重新加以研究。


  二、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关于研究方法和路径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任何前资本主义或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避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批评的“经济主义”(economism)预设,即把一套源自近代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的那些范畴、方法或概念,用来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在布迪厄看来,经济主义漠视“任何为资本主义未曾生产的其他形式的利益”,只看到马克思所谓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及其“毫无人性的逻辑”;一切“非经济”的利益,包括那些用来限制和掩饰狭隘的经济利益和算计游戏的一整套机制,均不在其关注之列(Bourdieu, 1990:112-115)。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思潮,也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认知倾向,即轻视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预设存在一个信息完善、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条件,从而过分突出个人理性抉择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对社会经济行为的支配作用。如果说,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还只是强调正式规范、制度的重要性,诸如科斯(Ronald Coase)笔下因信息不对称和不可预期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相关制度(Coase, 1960),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笔下国家在界定和执行产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North, 1981),那么社会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则更加关注非正式的、隐形的规则、规范的作用,或至少将它们与正式的、显性的制度等同对待。
  其实,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韦伯(Max Weber)在《经济和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传世巨著中,始终强调把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经济行为,包括抽象的理性和抉择概念,放在特定的宗教信仰、习俗惯例、家族组织、法律法规、阶级阶层等所构成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加以理解。而新制度主义范式,则突出了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内部、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包括规章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公众舆论等)所构成的制度网络对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制约作用;这些规则、规范靠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所产生的益处也由众人分享,因此也是一种“公共产品”(collective good) (Coleman, 1990)。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和偏好的体现,这些准则可能会跟私人的短期利益相冲突,对后者起制约作用。个人在此制度背景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抉择”来描述,即无视群体利益和规则,只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准则、规范所体现的,乃是存在于狭义的经济资本之外的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尊重和遵守这些规范,或者让个人的行为至少在表面上符合这些规范,本身即是再生个人社会资本的一种手段。它给个人所带来的长远利益,远远超过不计后果地破坏群体规则所产生的短期利益。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在遵守群体规则、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这样的行为抉择,是一种“受约束的抉择”(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其所体现的理性,属于“情境制约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如果说传统的理性抉择概念体现的是一种“薄层”(thin)理性的话,后一种则是“厚层”(thick)理性,是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土壤、受限于特定制度情境的理性(Nee, 1998:1-12)。
  公平地说,国内主流媒体以及经济学界对1949年以后微观经济领域劳动效率的表述,并未忽视制度因素。恰恰相反,它们正是从制度着手,强调了工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然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制度,只有正式制度,没有非正式制度;而且所突出的仅仅是正式制度中在其看来最不利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即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仅仅把这种制度下劳动所带来的物质报酬,跟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简单地加以挂钩,无视正式制度的其他内容,更没有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组织中的正式制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制度本身也一直在变。影响生产者的劳动投入的,除了跟物质报酬相关的制度外,还包括其他的正式制度,诸如生产单位的组织规模,单位内部的劳动管理,管理层本身的定位和运作,普通员工的来源和构成,劳动纪律和生产规章,单位内部的权力关系、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等等。同样重要的还有隐形的、非正式的制度,包括普通职工的自我定位和对所属单位的认同程度,生产者团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特定时期和特定工作场所中未言明的、非正式的日常劳动“准则”(亦即生产者对在其看来属于“正常的”劳动表现的认知),对偏离这些无形规则、表现“出格”的行为(做得比常人更好或更坏)的非正式集体制裁(诸如公开责怪、谩骂,或暗中嫉恨、传谣),等等。总之,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或者非市场经济中微观组织内部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不能仅仅从某项正式制度的某一侧面(即个别年份的平均主义劳动报酬制度)加以推论,而必须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劳动者所在单位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综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诸多因素,进行跨学科、全方位的“厚层描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
  如何从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的视角,重新思考改革前三十年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是一个有待拓展的课题。关于集体制度下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李怀印曾经以江苏东台的秦村作为个案,做过深入考察,强调在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制时期,除了“文革”高潮期为时甚短的平均主义“大寨式”记工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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