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指纹隐私保护:公、私法二元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5-05-22 0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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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26]此项说理,确为不刊之论。

   那么,指纹信息是否为隐私?首先需要查明,何谓隐私?张新宝教授认为“隐私,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之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其包括私生活安宁及私生活秘密两个方面。”[27]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是指公共利益之外的自然人免受外界公开和干扰的私人秘密和私生活安宁的状态。”?[28]杨立新教授认为“隐私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它所包容的内容,是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29]王泽鉴教授则指出,传统见解认为隐私系对于个人自我独处而言的,具有消极的意义,而新近见解则认为隐私系指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隐私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延伸,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才能对隐私权的侵害提供必要的保护。[30]可见,隐私的概念是具有开放性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隐私的概念发展至今,其内涵应当包括个人信息在内。[31]由此可见,作为敏感之个人信息的指纹信息,显然应当属于现代隐私之内容,指纹信息系隐私,应当再不存疑虑。

      

   三、指纹隐私法律保护之基础

   (一)指纹隐私保护的价值基础——人格尊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法学问题的本初,对“人”的思考,以至引发对“人”的关注,才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需求。任何法律规范背后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最终都落脚于对“人”的追求上。指纹隐私是个人敏感生物信息,其作为隐私权的客体,同人们与生俱来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紧密相连,而追寻对指纹隐私进行法律保护的价值基础,则不可避免的指向了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人格尊严。

   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的命题,[32]到文艺复兴时期提高人的地位,以“人性”对抗“神性”,再到18世纪,康德提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构成了人格尊严的哲学基础,国家和他人都应当予以尊重的结论,[33]对人格尊严的讨论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康德指出,真正的道德就是把人当作目的,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你都应该尊重他的人格和人性,而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即是人的自由意志,只有把人看作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法官才得以判罪,法律评价(或者说道德评价)才得以存在,因而,法律必须保护和尊重个人的人格。[34]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最早将人格尊严写入宪法的国家是德国,[35]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障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36]德国《基本法》所说的“人的尊严”中的“人”,实际上是从“人格主义”中脱胎而出的概念,是指在社会共同生活中为了形成“亲自承担责任”的生活而拥有的一种“人格”。[37]因此,这里所说的“人的尊严”实际上可以类推解释为“人格尊严”,它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基于自己的“人格”所拥有的尊严。[38]我国关于“人格尊严”的官方译法是“personal dignity”,直译为“个人尊严”,“人的尊严”的德语原文是“Die Wnerde des Menschen”,而联合国宪章中“人格尊严”的正式英文文本是“dignity of the hunman person”,直译为“人类尊严”。不难发现,这三种语言表述,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因而有学者认为,我国法上所称之“人格尊严”,与“人的尊严”或“人类尊严”在主体范围上是有区别的,即我国的“人格尊严”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差别性,[39]但是,从“人格主义”的立场出发,我国的“人格尊严”与德国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都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基于其道德,而获得的对其个人总体特性的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精神特质。[40]

   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规范条款。宪法上的人格尊严究竟具有何种法律属性,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人格尊严是一种基本权利,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经在其判决中指出:人格尊严条款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41]第二种,认为人格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其体现了宪法的本质性价值,居于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核心地位。[42]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我国宪法第38条同时具备两种规范面向,在一种面向上,人格尊严条款是其他基本权利的价值基础,构成立宪主义宪法的“根本规范”;而在另一种面向上,人格尊严体现并表达出一种具体之基本权利——人格权,是人格权在宪法上的请求权基础。[43]指纹隐私作为隐私权的客体,其必然被包含在人格权的概念范围之中,成为人格权这一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对象,一方面,“人格尊严”为指纹隐私(准确的说是隐私权)进入宪法,成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提供了途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格尊严为宪法保障这一基本权利创造了价值基础。[44]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民法通则》所称之“人格尊严”,与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含义有所不同,它只是为“人格尊严”获得私法保护提供了规范基础,而作为基本权利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还要从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中去寻找。但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人格尊严”,却体现出“人格尊严”具有公、私法两个不同层面的价值属性,指纹隐私法律保护的价值基础在于“人格尊严”,因此也正说明,对指纹隐私的法律保护,需要从公法及私法两个层面上进行考虑。

   (二)指纹隐私保护的理论基础——信息自主权

   信息自主权是来自于德国法上的概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VerfG)于1983年12月15日的“人口普查案”(Census Act Case)之判决中,基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项规定之“人性尊严”以及第2条第1项规定之“人格发展自由”创设出了一项宪法上的权利——“个人信息自主权”。该案判决称“基本法秩序之中心点乃是人之价值及其尊严,人生为自由社会之成员于自由的自决权下活动,基本法第2条第1项和第1条第1项之一般人格权——除了特别的自由保障外——提供了对它的保护,此项权利也正基于现代化之发展及伴随而来对人格新的危险而赢得其重要性(BVerfGE 54, 148[153])……基于自觉之想法所得出之个人权限,即基本上人自己决定,何时和于何种界限内公开个人生活事实。于目前及未来自动化资料处理条件下,此项权利需特别加以保护。”[45]由此可见,个人信息自主权系基于一般人格权而推导出的,是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其内涵可界定为,个人得自主决定是否以及于何时、何种界限内公开自己个人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在当今的数字化信息处理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要对其进行重点保护。但判决同时指出,个人信息自主权并非是毫无限制的,换言之,个人并非个人信息之绝对主人,既然人在社会中发展,则个人信息无非社会现实之反映,而不能单独与个人连结。《基本法》为解决个人与社会之紧张关系,而形塑出一个与社群相关的,与社区结合之个人。个人原则上应因“重大之公共利益”(Compelliing public interest)而接受对其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某些限制。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于“个人信息自主权”概念的运用,多采肯定之态度。[46]在宪法实务上,大法官解释释字第586号,甚至于解释文中直接使用了“资讯自主权”一词。[47]但是,总体来说,台湾地区所称之“资讯自主权”与释字第603号提出之“资讯隐私权”,在内涵与外延上几无差别,仅存称谓的不同而已。而这种称谓的差异,是由于台湾提出这两个概念的个案特征所决定的。但实际上“个人信息自主权”与“信息隐私权”在保护范围上还是存在差异的。个人信息自主权所保护之个人信息,并无所谓秘密与公开、重要与不重要、敏感与中性的差别,其保护范围概为所有之个人信息。而信息隐私权作为隐私权的下位概念,其适用必首先分辨所涉之“个人信息”是否为“隐私”,判断为“隐私”者,方得使用该权利进行保护,而个人信息自主权就不用考虑这一点,因为所有涉及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都要受到“个人信息自主权”之限制,不论该信息是否为隐私,他人都要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权。

   不论如何,指纹隐私作为个人生物信息的一种,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之范畴,其一旦脱离个人而被任意的搜集、储存、使用、传递,都会侵害到个人的信息自主权。台湾地区学者继受德国法上的概念,吸纳“信息自主权”,将隐私权的范围扩展至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上。使得信息隐私权吸纳个人信息自主权的权利价值,在对指纹隐私进行法律保护时,只需通过信息隐私权进行审查就已足够。但这并非是说信息自主权在对指纹隐私进行保护时毫无意义,相反其作为信息隐私权的理论来源,在保护范围以及主体范围上都要广于信息隐私权,因此,对指纹隐私进行法律保护时,信息隐私权和信息自主权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础。

    

   四、私法上对指纹隐私之保护

   (一)侵害行为

   1.非法搜集行为

   非法搜集行为是指,未经本人之许可,非法搜集个人指纹信息并建立指纹数据库的行为。举例来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方便企业管理,考察员工出勤率,采用了指纹打卡的考勤方式。这种指纹打卡考勤实际上就属于非法搜集个人指纹隐私的行为。因为一旦需要指纹打卡考勤,就必须搜集员工的指纹信息,建立员工的指纹信息数据库,以作指纹比对之用,而这种指纹数据库一经建立,公司就能掌握每一个员工的指纹信息,甚至就能够通过这种敏感的个人生物信息,掌握每一个员工巨细靡遗的个人生活轨迹,让员工成为毫无安全感的“透明人”,这显然严重侵害了个人的隐私利益。也许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相当于员工同意了向公司提供指纹信息,并允许公司进行使用,公司的搜集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但事实上,试想,作为公司的员工,公司需要按捺指纹才能上班,员工根本不可能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而拒绝提供自己的指纹,更何况公司于搜集指纹时根本不可能告知员工关于指纹隐私的重要性,员工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在缺少对自己所提供的信息的必要认识的基础上所做的选择,并非个人之真正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效力也实在值得怀疑。并且,从公司搜集员工指纹信息的目的出发,其无非就是为了方便企业管理,但一旦公司大量搜集员工指纹信息,建立指纹信息数据库,个人就失去了对自己指纹隐私的控制权,他无法控制公司将如何利用自己的指纹信息,也无法了解到公司搜集的指纹信息的保密状况如何,这显然大大侵害了个人信息自主权和信息隐私权,而这些权利作为宪法上之基本权利,仅为了方便企业管理的目的就对其进行侵害,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同样,现实中某些风景区管理处用指纹代做门票的行为,也属于非法搜集指纹信息的行为。这种非法搜集行为超出了个人在按捺指纹时对指纹使用的合理预期,不属于主体授权的合理使用行为,构成对指纹隐私的侵害。

   2.恶意使用行为

这里的使用应作狭义解释,是指不包括指纹买卖、传播等行为在内的,单纯的利用客观之指纹信息的行为。因此,此处的恶意使用是指,盗用、冒用、伪造他人指纹或明知是盗用、冒用、伪造之他人指纹还予以使用以冒充他人身份的行为。举例来说,某些金融保险机构利用指纹作为自己保管的保险箱的钥匙,有人利用非法手段制作了他人指纹膜,冒充他人身份,盗取了保险箱中的财物,这种行为不仅构成对个人财产权益的侵害,还构成对个人人身权益,即信息隐私权(或称信息自主权)的侵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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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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