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如何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4 次 更新时间:2015-05-21 23:58:08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胡伟  
首先是要建立程序。当然我们也有官僚机构办事效率低、吃拿卡要,甚至于腐败、鱼肉百姓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带来的,而是目前的行政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带来的。

   缺乏非人格化的权力,没有行政法治,没有合理的政府分工体系和层级节制体系,也就没有理性官僚制。我们国家离理性官僚制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目前主要任务不是打破官僚制而是如何建构理性官僚制的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治事务要分门别类,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授权方式。比如理论上我们一贯反对领导干部重用自己的亲信,或者说任人唯亲,但这也不能一刀切。行政首长的执政班底必须用忠于自己的人,因为行政首长要对立法机构或人民负责,就必须要有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班子,否则政策很难贯彻下去,令不行禁不止,行政首长也无法对人民负责。但除了行政系统,像官僚、立法、司法机构等,行政首长不能随便用自己的人。我们的问题是,行政首长该有的法定用人权没有,但实际上各种非法定的任人唯亲现象又很严重,甚至涉及立法和司法机构。所以政治上分类管理很重要,如果都按照一种模式操作是不行的。对中国当下治理现代化而言,建立责任制政府要比服务型政府更重要。责任与回应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也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要素,服务则是责任和回应的一个逻辑结果。政府真正负责并可被问责了,及时回应人民的诉求了,离服务型政府就不远了。

   正确把握政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这些特征形成后现代主义的巨大挑战,虽然其中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其潜在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如民粹主义开始盛行。民粹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危害很大,即使在有稳固的代议民主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也很难杜绝。现代代议制是化解民粹主义的良方。但民主政治即使有了代议制的构架,也不能完全根除民粹主义;而如果没有代议制的支撑,则百分百会产生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中国目前的社会思潮不是在往代议民主发展,而是往民粹主义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本文责编:zhaoziyu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159.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7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