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小说”与子、史

——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1 23: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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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  

   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分类,比较通行的是四分法,即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本文所讨论的“小说”(子部小说),大体对应于今人所说的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相比,笔记小说与现代小说不吻合之处较多,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部分著作在具体评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经典时,不认可其小说史地位;二是关于笔记小说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影响了对其文类特征的深入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降,这一局面开始缓慢改变,而机缘在于学术界的自我反省:套用“小说概论”观照笔记小说,是否存在不够贴切之处?本文的写作,也是这一机缘的产物,希望能在笔记小说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一、“小说”首先是故事吗?

  

   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虚构,这是现代人谈论小说时经常提到的三个关键词。而小说必须是一个故事,这也是现代读者对一个小说文本基本的阅读期待。与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对照,中国古代原生态的“小说”观念,却格外注重它对生活的阐释功能、指导功能,倒并不强调故事的重要性。这一区别传达出哪些重要信息?我们的讨论即由此切入。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是与“大道”有别的题旨不够宏大的议论,亦即《荀子•正名》的“小家珍说”。[2]这固然不具有文体的意义,但后来作为文体使用的“小说”概念却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所谓“小说”,就是意义不大的议论。所谓意义不大,是说其议论与“军国大事”无关。明确将“小说”视为一家,即把“小说”当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是在汉代。汉代论及“小说”的最重要的学者是班固。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小说”是归属于子部的。那么,子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诸子的—段总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曰“术”(学术),曰“说”(学说),曰“股肱之材”,曰“万方之略”,都意在突出子书的共同特征:诸子以立论为宗。自然,这首先是就“九家”(法、名、儒、墨、道、阴阳、纵横、杂、农)而言的,但“小说”既然附于诸子骥尾,当然是由于它也和诸子一样,是一种以立论为宗的文体。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在班固看来,“小说”的职能也是论道,只是由于论的是“小道”,所以被称为“小说”。

   具体分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我们的印象将进一步加深:“小说”的职能的确是“议”;它“议”的是“治身理家”的“小道”,而不是“事关军国”的“大道”。十五家之中,从《伊尹说》到《黄帝说》,共九家,为先秦的书;自《封禅方说》以下六家,为汉武帝以后的书。先秦的九种书中,班固指出有六种不可信。在班固认为可信的三种书中,《周考》、《宋子》,今已无一字之存,但从《周考》以考据为事、《宋子》以阐发黄老的哲学思想为主来看,无疑是典型的子部书。《青史子》为“古史官记事”,叙事的部分理应构成文本的主体,但南朝梁代的刘勰是将它放在《文心雕龙•诸子》内与庄、列等一起加以讨论的:“《青史》曲缀于街谈。”[4]现存的三则,为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言“胎教之制,用鸡之义,皆礼法之小事也”。[5]没有什么故事性,“叙”倒是“叙”,但叙述的是历史文化中的典章、仪制、礼法而非生活中的线型的情节。其作用首先是教诲的而非愉悦的。因此,正如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所论定的:“古人未有无所为而著书者。小说家虽不能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世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6]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六家汉人小说,则多为方士之作。如《封禅方说》十八篇,据班固注,产生于汉武帝时。所谓“方说”,即方士关于方术的议论。“方者方术也”,故名曰“方说”。汉代方士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被视为“小说”,是因为这些“方士之言”,在体制上属于“丛残小语”,在内容上谈论的是无关国家大政的“小道”,符合“小说”的标准。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还著录了《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作者是西汉的刘向。[7]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录有《百家》佚文两则,所喻示的都是日常的人生道理,与治国平天下的“大略”无关。《百家》之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至少说明两点:(一)汉代人所谓“小说”不一定指方士之言;方士之言只是“小说”的一个部分。(二)“小说”的标准即刘向说的“浅薄不中义理”,是篇制短小、旨趣细微的议论。在汉人关于“小说”的共识中,有无故事性尚未成为核心要素。

  

   二、“小说”何以又成了“史遗”

  

   “小说”既然以阐发“小道”为其基本的文体职能,那么,将它归属于子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汉书•艺文志》以降,刘勰的《文心雕龙》,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共识。《隋书》还有几句纲领性的说明,“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各有所偏”,“今合而叙之”,“谓之子部”。[8]《隋书》所重申的正是汉代以降的共识。

   然而,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却毅然将“小说”划入了史部。一种文体,它是归属于史部,还是归属于子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对其文体职能的不同确认。子部的核心职能是议论,史部的核心职能是叙事,两者的职能是大不一样的。刘知几将“小说”由子部划入史部,表明他不赞同汉代以来的共识。在学术史上,任何对既存共识的否定都是引人瞩目的大事,值得深入考察和分析。

   可以确信,刘知几对既存共识的否定确有他的理据。他注意到一个事实:子书与史书常常并没有逾越不了的界限。其《史通•杂述》云:“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9]其实,不只是上述几部书叙事的比重颇大,庄子、孟子等在论道说理时,也—再借事托喻,用历史故事或动物故事来表明劝喻或讽刺意义,许多著名的寓言如“齐人有一妻一妾”、“庖丁解牛”、“揠苗助长”,早已脍炙人口。《韩非子•说林》、刘向《说苑》几乎就是故事的结集。介于子、史之间的《战国策》,其叙事尤为曲折多姿,对细节和场面的渲染已成为部分作品的特征。

   诸子之一的“小说”也不例外地带有浓郁的叙事意味。据王应麟《汉书考证》,《吕氏春秋•本味篇》出于先秦“小说”《伊尹说》。翟灏《四书考异》条考三十一亦曰:“所谓《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说》中。”[10]这里我们试对《本味篇》略作考察。《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谓“说汤以至味”,即借天下至味阐发“圣王之道”,这是将“叙”与“议”融合为一体的关键环节。据此,我们得以了解包括《伊尹说》在内的先秦“小说”的一般情况:虽以议论为宗,却也乐于娓娓动听地叙述故事。[11]或者说,这些作品的特征是:用故事作为“道”的载体。就其以事托理的特征而言,这些作品有些像寓言;但其叙事的规模明显超过一般的寓言,并时有背景的交待和细节的描写。而交待背景和关注细节,正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点。

   小说的叙事意味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增强。这一阶段,相当数量的“小说”以“说”、“语”、“方”、“法”、“艺术”为题,以表明其文本重心是阐发事理,如《杂语》、《琐语》(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小说》(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迩说》(梁南台治书伏挺撰)、《古今艺术》、《座右方》(庾元威撰)、《座右法》等;有的明确以“子”为名,如《郭子》(东晋中郎郭澄之撰),裴启《语林》亦称《裴子语林》。

   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郭子》、《语林》等虽自居于子部书之列,而短篇故事在其中实占有很大的比重。拿《郭子》、《语林》的短篇故事与史家列传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史家列传更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郭子》、《语林》更注重人物的某一或某几个生活细节。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在《史记》中是一个特点,在《汉书》以降的正史中,这一特点逐渐淡化。但无论是关注人物生平,还是关注生活细节,所体现出的都是对叙事或叙述的重视。

   面对“小说”中这种叙事压倒议论的情形,史学理论家(文学史属于历史的一支)的反应尽管缓慢却值得关注。唐初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小说”仍隶于子部,计有二十五部作品,《郭子》、《世说》等一一在内。《隋书•经籍志》的小序主要引申《汉书•艺文志》的旨趣,意所不合,亦复时立异同。重要的区别在于:不提“盖出于稗官”一句,而认为“小说”是《周官》诵训和训方氏的职掌。那么,诵训和训方氏究竟主管什么呢?据郑玄的注释,诵训所掌,乃四方的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乃四方的政治、历史、民情。这是后世地理志、郡国书一类作品所自出,本属历史的范畴。《隋书•经籍志》强调“小说”与诵训、训方氏的关系,无疑是看出了“小说”与风俗、民情的密切关系,看出了“小说”创作中叙事性日渐增强这一事实。

   但长孙无忌等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汉代以来关于“小说”的共识。《隋书•经籍志》不仅仍然将“小说”归属于子部,而且,对“小说”作品的著录也仍然遵循惯例:“小说家”中仅仅著录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如《郭子》、《世说》等,志怪小说如《博物志》、《搜神记》等一概被拒斥在外。这样著录有充足的理由吗?以叙事为主体的《郭子》算得“小说”,为何以叙事为主体的《搜神记》就不能算“小说”?莫非仅仅因为《郭子》等标为“子”,《搜神记》等标为“记”,而“小说”在名分上是子部的一支吗?《隋书•经籍志》徇名而不责实,其处理留下了遗憾。

   比《隋书•经籍志》更进一步,刘知几明确地否定了汉代以来的共识。其思路是:既然“小说”已事实上以叙事为主体,不妨索性纳入史部中来。他在《史通•杂述》中将“偏记小说”视作“史氏流别”,并具体区分为十类:“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12]其中的“琐言”即我们所说的志人小说,“杂记”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志怪小说。在刘知几看来,“小说”的职能首先是“记”而不是“议”。它与正史的相同处在于,都属于纪事体;不同处在于,正史涉及军国大事,“小说”则是正史之遗,是正史的补充,它记的是琐事。刘知几的这一见解,影响颇大,如《新唐书•艺文志序》即与之一脉相承:“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13]

   将“小说”归属于史部,这是刘知几以降形成的一个新的共识。从此以后,所有关注“小说”的学者,都必须面对“子部说”或“史部说”两种共识,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三、伴随着“史遗”观的遗憾

  

一种新的“小说”观,必然伴随着一部新的“小说”史和一种新的“小说”创作局面。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史部说”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搜神记》等一大批志怪小说从此进入了“小说”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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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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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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