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0 次 更新时间:2005-09-20 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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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提要】本文以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主,评述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成果。钱氏写作之前,已见梁启超所撰同书名之作。比较两书,可见两人思想与学术之异同。大致而言,论清初学者,钱梁略同;论清中叶学者,钱恶朴学之鄙宋攻朱,颇多讥评,而梁则认为乾嘉考据,甚具实证主义精神而好之。至于晚清,经今文兴,梁随康有为之后,为此一运动的推动者和宣扬者,自道有启蒙之功。然钱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执着,痛诋今文改制说之荒谬,甚不耻康之剽窃与武断,视之为清学覆亡的罪魁祸首。于此可见,钱著与梁著立异之处,要在意识型态的不同,尚可见汉宋门户之见的遗影,并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仍采传统的学案体,故未能将各种议题展开来讨论,学术思想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转进的过程,因而难详,更难能显示时代的深层动力,也不足以细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时代的实际影响。一部以现代思想史方法书写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犹有待于来者。

  【关键词】钱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思想史

  

  一、引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21]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22]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23]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24]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25]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26]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7]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28]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29]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30]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31]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32]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33]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34]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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