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美国宪法史的新视界 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0 12: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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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  

     在出版第 100期的时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集中发表这一组关于美国宪法史研究的专题文章,足以说明编辑部对这个主题的重视。如此的安排也使这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章有机会在中国的美国宪法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值得庆贺。我称这组论文具有特殊的意义,主要出于三条理由。首先,这组论文的作者中间虽然已经不乏“学界新秀”(emergingscholars),但他们都是十分年轻的学者,是这个年轻领域的新生力量。后生可畏,这是我从阅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其次,七位作者分别来自法学、史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有过在国内外学习和从事研究的经历,他们的写作在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上非常自然地展示出一种多样性,实际上构成了一场当下中国学者针对美国宪法史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这对于本领域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开拓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眼界,把中国的美国宪法和宪政研究推向了一个更细更深的层次。无疑,这些文章并不是完美的,仍然处在“正在修订或完成”(work-in-progress)的阶段,但它们蕴含了一种高远的学术眼光,这在我看来,是极为珍贵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及其主编李秀清教授通过田雷教授邀我写一个导言,我感到很荣幸。作者们的学术志向和真诚努力令我尊敬,他们富有创意的研究也教给我许多新的知识,但我同时也感到很为难,功力不够不说,再加上隔行如隔山,很可能无法准确地捕捉和把握各篇论文的精华所在。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作者和读者原谅并指正。
     从时段和主题来看,七篇论文的前五篇(邵声、宋华琳、郑戈、于留振、田雷)可大致归为一组对美国早期(从独立战争到美国内战)宪法史的专题讨论。它们研究的具体题目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研究思路上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相互呼应,或多或少涉及早期美国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进程与内容。〔1〕阎天论文的时段应该是以 20世纪后期为主,讨论的是美国宪法变化过程中遭遇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交锋。胡晓进的一篇则是通过一个看似平淡的学术考证将我们带回到美国宪法研究在中国开始的启蒙时代,敦促我们反思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为何会对美国宪法充满了乐此不疲的兴趣以及如此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在今天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关于早期美国宪法史的五篇论文中,邵声讨论的是美国革命时期殖民地居民的法律身份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美国建国时期的“公民制造”(citizen-making)的过程。无论从国家建构还是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个题目曾被史学界和法学界长期冷落,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才开始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到 20/21世纪交接之时竟突然成为了研究热点。〔2〕邵声显然注意到了美国学界的这种变化并意识到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但在研究思路上,他并不盲目模仿和追随,而是另辟蹊径,将独立战争时代州制宪过程中的“公民制造”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设置有两个新意,一是将“民族建构”———更准确地说,是美利坚民族的法律建构———的时段推到了联邦立宪之前;二是凸显州制宪在最初的民族建构中所发挥的首要作用。然而,要支撑这一研究设计,作者必须详尽阅读州制宪会议的文献,分析和比较各州宪法的相关条文,并结合对关键概念的语境分析,勾画出“公民”作为新的法律身份和权利载体如何最终进入到各州(邦)宪法之中的过程。邵声的论文显示,他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邵声注意到,“公民”的概念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成为殖民地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有不同的指向和涵义;同时使用的身份指代还有其他的称谓,包括“臣民”、“人民”、“居民”、“自由人”和“不动产持有者”等,它们因历史起源不同而富有不同的涵义,但独立战争的发生给殖民地带来了改变政体的机会,不同的身份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邵声告诉我们,州制宪过程中的“公民制造”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称谓的过程,“臣民”的概念并没有被立即抛弃,“公民”的身份也没有立即自动地赋予每一个殖民地居民。实际发生的是一个新旧政治传统在博弈中并存的过程:“人民”被发明出来作为一种富有神圣意义的对殖民地全体人口的指代,但在决定个人和群体的“权利”配置时,州宪法便做了不同的区分,享有不同“权利”的居民成为了不同种类的“公民”,而政治参与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拥有或缺失则是区分不同“公民”等级的最重要界限,各州皆是如此。我们因此看到,州制宪时代的“公民”身份带有多重属性———选民(政治属性)、居民(地理属性)、自由人(法律属性)———除此之外,有的州还对“公民”设置了宗教、种族和道德的限定。后来的联邦宪法对州的“公民制造”的结果照单全收,为第一宪政秩序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因为如此,“出生地公民资格权”(birth?rightcitizenship)成为了重建时期的最有深意的宪政改造举措之一,因为没有它,便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联邦公民身份的统一与平等。
邵声为我们揭示的另外一个新旧传统的博弈发生在所谓的“精英公民”与“民主主义公民”之间,前者在殖民地时代便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者则是为美国革命所催生的新生力量,两者在争取独立(homerule)的斗争中可以做到携手并进,但在“谁应该来掌权”(whoshouldruleathome)的问题上却冲突甚多,第一批州宪法对公民身份的等级划分也忠实地记录了两者博弈的结果。〔3〕在时段上紧随邵声论文之后的是宋华琳和郑戈的论文。两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是传统的宪政史很少关注的美国早期的行政和财政建制。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似乎都接受一种说法,即真实意义上的美国行政建制和有章可循的联邦财政体制均是起源于内战时期、成形于“进步主义”时代,并在新政之后才成为“国家建构”的一部分。〔4〕早期的行政传统基本上是零散的,不成规范。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行政法研究一直被囊括在政治学或公共财政的研究之中,研究宪法的历史学者很少涉足,也缺乏相关的专业训练。宋、郑两人意图打破这种偏见和专业藩篱,采用历史叙事的方法,从两个相近但并不重叠的角度来重新解读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宋华琳受美国学界———尤其是耶鲁大学法学家 JerryL.Mashaw最近发表的关于早期宪政中的“行政宪法”的系列研究———的启发,力图勾勒一幅 1789年至 1861年之间的联邦行政制度史(他将之称为“美国行政法的‘史前史’”)。〔5〕宋华琳认为,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其间的领土扩张、市场革命、内陆改造、城市化和几场对外战争等都迫使联邦行政部门(总统)扮演积极的角色,事实上不同的总统也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组建起执法机构和官僚队伍,以保证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联邦党人执政期间由财政部创建的公共资金的募集和发放机制、关税和国内税的征收机制,以及行政部门内部的课责制度等,对联邦政府的执政都发挥过关键的作用。这些行政建制在杰斐逊和杰克逊执政时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反而得到了继承。杰斐逊时代因为领土扩张,行政部门更是发展出细致入微的公共土地测量和管理以及纠纷裁决制度。杰克逊虽然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状的更新申请,但却强化了对联邦财政和资金的行政管理。在宋华琳看来,这种现象说明早期共和时代的联邦行政建制虽然可能因为总统任期的变更和总统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缺乏 20世纪行政体制建设的牢固性和持续性,但这个过程并没有中断。非但没有中断,类似于 1838年《蒸汽船检查法》及其相应的监察机构实际上为《州际商务法》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等在 19世纪后期的出现建立了先例。宋华琳并不否认内战前的联邦行政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也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针对行政违规的司法审查也相对有限,但他强调早期行政部门的“内部建制”———包括执法机构官员的素质专业化和政策逻辑性的建设———对后来的行政法演进是有铺垫作用的。宋的立意很新,但因为题目巨大,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论文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研究轮廓或研究思路,文中每一个行政法或建制几乎都可作一篇大文章,但如何讲述其中的“宪法”内容,则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我觉得,宋的真正意图是将行政法史纳入到宪法史的研究范围中来,为此他呼吁其他的学者加入,提供更多的“写实性研究”。郑戈的论文则可以被读作是对这种呼吁的某种回应。
     郑戈没有任何掩饰,直接使用“美国财政宪法的诞生”作为论文的题目。我想,他不是说美国真的有一部宪法之外的“财政宪法”,而是希望用一种警醒的语言告诉我们,“财政”是早期美国宪法史的灵魂。1787年联邦宪法的创造成为人人念念不忘的美国故事,但早期共和时代的联邦“宪制”的创造却无人知晓,郑戈希望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他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财政宪法的“史前史”,即英国统治者在财政制度上的失误如何给了北美殖民地居民一个反抗专制、走向独立的理由。如果我们认同他的判断,将独立战争视为一场“纳税人的革命”,那么联邦立宪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次国家财政权力的重组。《邦联条例》的失败恰恰在于没有赋予邦联政府必要的财政主导权,而使其受制于各州政府的财政施舍或财政要挟。联邦宪法则完成了早期国家建构中最关键的“革命”:在“我们人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人民”概念所携带的崇高制宪权力,将“财政宪制”的一系列权力———包括征税权、关税管理权、铸币权、借款权、偿还债务权、获取(包括领土在内的)自然资源权、航运管理权、州际贸易管理权、国际贸易(包括贩运奴隶)权等———交予了国会,名正言顺地恢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宪法传统,建立了财政宪法的“逻辑起点”。郑戈使用的问题框架令人想起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时常使用的“财政军事国家”理论,但他对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和盖勒廷(AlbertGallatin)之间的思想传承的描述的确带来新意。汉密尔顿可被称作美国第一次“财政革命”的发起者,他的财政思想的核心是以联邦国家作为信用担保,通过建立银行和发行债券等手段,激活资本,开辟财源,创建商业性帝国。盖勒廷虽然是忠实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但接任财长之后,并没有推翻汉密尔顿的财政建制,而是进一步建立起问责制度,并在西进运动、内陆改进等方面采取积极态度。郑戈与宋华琳把我们对“国家建构”的知识和理解推到内战之前的时代,拓展了我们对新的以宪法为基础的主题想象。但他们的研究也显示,早期的行政法和宪制建设因联邦制等原因缺乏持续性。真实意义上的联邦“财政革命”的发生还要等到内战时期。正是在内战中,国会共和党人根据汉密尔顿的财政思想,以联邦国家信誉为担保向人民借贷,发行战争债券和绿背纸币,创办国民银行体系,将联邦政府与北部各州的人民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财政共同体。联邦政府最终能够战胜南部同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熟练运作的行政体制和资源汲取的机制,这两者都是临时组建的南部同盟政府所望尘莫及的。
      在某种意义上,于留振所关注的也是内战前的“国家建构”问题,但他的目光投向 1853年的一次国会辩论,议题是国会是否应该批准修建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19世纪的美国领土扩张,从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开始,到 1853年告一段落,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对北美大陆的领土征服。领土的急速扩张和铁路的发明推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 20世纪 30年代就提出了修建横跨北美大陆铁路的建议,但因为区域利益的争执,国会始终无法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1853年的辩论是最为激烈的一次交锋。正如于留振所指出的,修建大陆铁路对建设全国性的商业市场、开发西部、构筑国家安全防线,以及建立统一的民族认同感等十分有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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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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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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