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当下国人“火大”，不仅是一碰就怒，而且一开口就是脏话。有人甚至说，今天许多人都说双语，一是汉语，一是秽语。
　　火大，骂人，觉得不用脏字就不过瘾，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网络上更是如此。用脏字来骂，是因为脏字不仅可以刺伤对方，还可以用来表达愤怒、仇恨、鄙夷、蔑视。带脏字的骂可称“粗口”“痞话”“秽语”。
　　骂人并不总是需要说脏话或用脏字。有一种高超的骂人技艺，叫骂人不带脏字，或称“雅骂”。这也可以是极具伤害性的。文学讽刺(satire)中有许多例子。这是一种可以显示骂人者幽默、文雅和有教养的骂，它不带脏字，为的是不把愤怒凶巴巴地显露出来。由于这种骂显得比较克制，所以社会对它的容忍程度要远超过用脏字的骂。
　　澳大利亚女学者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写过一本《最脏的语言》(Language Most Foul)，中译者学术化地将书题译成《脏话文化史》。韦津利讨论的脏话不是一般的咒骂(英语中叫profanity)，如杀千刀、赤佬、猪狗、狗臭屁、王八蛋，而是语涉排泄孔或排泄物、生殖器、性交、乱伦的咒骂。在英语中称为“四个字母的词”(恕不举例)。
　　讨论脏话的主要困难在于，你得把一般人说不出口的说出来，别人才知道你要讨论的是什么，而社会禁忌却要求你不能让这些脏话出现于公共交流的任何形式，连字典也不例外。韦津利毫不忌讳地讨论这些“脏字”，为的是打破对脏字过于僵化的禁忌。她嘲笑，英国的《牛津英文字典》虽然自称要“收录英语中的每一个字词”，却到1970年代初才收录一些脏话的字词，而美国权威的《兰登书屋字典》也要到1987年才收录了这些脏字。
　　把脏字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便于人们“理解脏字”。让脏字成为一个公共议题，而不是隐藏在人们模糊幽暗的禁忌意识中，其目的应该是让更多人不使用脏字或至少减少使用脏字，而不是相反。
　　人们往往因为理解一件坏事，而对它变得比较容忍，并减弱对它应有的批评。对脏字的理解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效果。现在有人认为，对脏字脏话必须透过其语境去理解，在语言中使用脏字脏话有时会起到调味剂的作用，偶尔在非正规场合用一两个脏词无伤大雅，还可以使言语变得生动而生活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报曾刊登一篇《道德高地的虚妄》的文章，所持的便是这样的观点。对此，反方的意见是，“大学生应知书识礼、斯文大方，不应该讲粗口”。
　　其实，一个人知书识礼、斯文大方，不说粗话，不仅是语言习惯和修养，更关乎自尊心和荣誉感。人们对污言詈词一般都抱有反感，哪怕是那些自己使用污言詈词的人也很少有以骂人为荣的，更不会喜欢别人也这么骂他。污言詈词不仅关乎社会禁忌，而且关乎人们向上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即便有人觉得脏字脏话在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中有调味剂的作用，这种“重口味”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一个社会对人们说话有文明要求，主要是从不羞辱、不伤害的人际伦理出发的。羞辱或伤害他人正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会自觉避免和不齿去做的事情。文明社会不赞成或反对用脏字，不只是因为脏字的“脏”和“粗鄙”或因为脏字会引起“肮脏”联想，而是因为使用脏话会造成剧烈伤害，进而恶化为仇恨。社会伦理要求人们克制怒火，也是为了避免愤怒转化为仇恨。发火或动怒是人的自然情绪，只要是人，就不可能避免。但不加克制的愤怒会使人想尽办法伤害对方，恶语相加，以至伤害到无法弥补的程度，最后势不两立，反目成仇。
　　对于一个积累了太多莫名仇恨的社群来说，发火和粗口谩骂只不过是这些仇恨的表面现象，仇恨使人在情绪上失去理智，也在语言上失去把持。不可能靠运动式“反粗俗”或“反粗鄙”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制怒和不粗口可以从每个人自己做起，这虽不能消除现有的仇恨，但至少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逐渐化解仇恨的公共气氛。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