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红:“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15-05-19 09: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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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红  

  
  【摘要】劳教废止后,急需新的制度资源来填补。学术观点中主张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将劳教的适用对象上下靠,分别由下位的治安处罚和上位的刑事处罚来承接的意见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加重罪与轻罪分层、保安处分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轻罪法庭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简易快审程序、增设保安处分裁决程序和保安处分执行程序、轻刑缓押等刑事司法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构建相配套的辅助制度,用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来确保实体处理的公平公正。
  【关键字】劳动教养;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安排

     劳动教养是我国独有的对严重违法人员进行惩戒矫正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实施以来,为确保不同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国策的确立,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得到不断增强,对这项制度的质疑与诟病也随之而来[1]。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在没有经过严格的刑事司法程序,辩护和救济措施相对欠缺的情况下,由个别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范较长时间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让当事人“享受”事实上的有期徒刑待遇,这不仅违背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也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相吻合。为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惩治和矫正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要求[2]。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2月28日正式废止了劳教制度,正在接受劳教的人员全部被解救。
  这一重大举措,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了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外,在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也获得了重大突破,成功地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尊重人权,确保公权与私权相平衡的政治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法制的功效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将理顺现行法律制度列为高层协调的要务之一,提出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健全规范权力运行,提高执法水平,防止司法腐败法律制度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制建设作为主要议题,以全面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幸福中国”的伟大目标。然而,按照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一项法律制度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法律体系的平衡,劳教制度的废止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如原法适用范围的调整,部分案件司法化的制度衔接等,都需要在对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积极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的调整、配套与完善,以构建科学的起诉、审判、执行和有效救济的司法制度。

     一、“劳教”废止后体制衔接的学术纷争
  对后“劳教”时期的体制衔接问题,法学界与实务部门都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大致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保留改革论。指出“劳教”有其独立的制度功能,不宜纳入刑事法律体系,应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由人大制定更为翔实的法律,建立多方参与的议决机制,配以完善的监督制约手段,就可以达到公平处置的目的。二是彻底废除论。认为我国《立法法》和《行政强制法》都明确指出,剥夺人身权利由法律规定,而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不经公开审判就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可达4年之久,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应予以废止,可把原法的适用范围并入刑事法律体系,由法院按照司法程序来处理。三是折中融合论。该观点既肯定了上述意见的合理因素又指出其不足,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可以采用上下靠的方式,把原“劳教”对象中违法行为较轻的案件适用下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调整,将违法行为较重的纳入上位的刑事法律体系,由公安机关查明事实后(现实中是移送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处,并通过系统化的配套改造来构建全新的处理机制。显而易见,三种观点的差异在于应如何继承“劳教”这一相对独立且系统化的法制遗产,其中需特别关注的是各自提出的制度衔接与体制完善的路径设计[3]。
  (一)保留改革论者的路径设计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目前刑罚和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损,“劳教”处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具有弥补和衔接的功能,故仍有存在的必要。其理由是,一方面在现行刑法的犯罪概念中兼有定性与定量因素,行为若达不到一定的量便不构成犯罪,导致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需要弥合。另一方面,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主要的适用依据皆为行为及其实害,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考虑不周,而“劳教”可适用于那些行为实害不大,但人身危险性却比较严重的对象,能弥补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的结构性缺失,故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但是,应对“劳教”进行彻底的法治化改造,通过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4]来消减原体制中的漏洞,却无须继续保留“劳动教养”的名分[5]。
  (二)彻底废除论者的路径设计
  不少学者指出:劳教制度是法制不健全时代的产物,无法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需从根本上进行调整[6]。鉴于“劳教”并非弥补犯罪概念定量因素造成刑法结构性缺的唯一途径,完全可以通过降低犯罪构成的定量标准,使刑罚的适用对象与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对象直接衔接,彻底取消“严重违法”这一中间状态。在具体操作中,不仅要注重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客观危害,还应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以此来弥补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在制度选择上可以采取轻罪化、保安处分化、分流处理三种方案,但这些途径均可能产生犯罪圈扩张和司法机关负担加重的问题。于是,论者又提出了设置消除犯罪记录、前科否定、完善刑事简易快审程序等机制予以配套的建议,以便从根本上减轻劳教对象犯罪化处置后所附随的消极影响。
  (三)折中融合论者的路径设计
  论者首先对我国的法治现状做了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属于原“劳教”适用范围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少,涉案当事人的主观恶性也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为降低,完全可以将其中属于一般违法的案件,通过治安管理处罚的途径进行处置,只有少部分违法情节较重,或属于行为人屡教不改的案件才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经法院的轻刑化处理后把受惩人放到社区,使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矫正。因此,不必再颁行“违法行为矫治法”,但需要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并纳入刑事诉讼的执行程序之中[7]。按照这一设计,虽然当事人受到的是刑事处罚,但是其强制度却远远低于劳动教养,并能在不离开家庭或工作单位的条件下从事短期的社会公益服务,接受体面的教育矫正,更有利于悔过自新和重返社会。

  二、在《刑法》中增加相应的制度安排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人们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调整人们行为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揭示的就是这一哲理。劳教制度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要达到的教育、矫治目标却不能轻易放弃。因此,需要通过调整《刑法》的相关内容,植入重罪轻罪分层制度、保安处分制度等制度性安排,来承接“劳教”的法律功能,并对轻刑快审机制及其正当法律程序进行深入探索与科学构建[8]。
  (一)建立重罪与轻罪分层制度
  妥善处置后“劳教”时期出现的法律断层,不单纯是法律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央既然下决心要完善现行法律制裁体系,职能部门就应当紧紧抓住这个契机,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构建科学严密的法律体系,大大提升法制的公正性与公信力。辩证地看,上文三种观点中第一种思路的风险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们普遍担心那样做有可能重蹈“劳教”的覆辙,全国人大进行的专项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试点工作,至今进展不大就是个明证[9]。第二种思路虽然可以长驱直入,一步到位,但是,与我国现实中法治理念和传统的法制体系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步子迈得太大有可能出现欲速则不达的后果。笔者认为,较为稳妥的是按照第三种思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循着精简高效的原则来实现两种制度的衔接与完善。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在《刑法》中建立重罪、轻罪分层制度,将原“劳教”适用对象中情节较重的纳入轻罪的范畴,由法院按照刑事速裁程序进行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的做法有借鉴意义。香港实行判例法,除了有重罪、轻罪之分外,规定轻罪案件由裁判司法庭依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进行审理。在职能分工上,警察负责侦查、拘捕被告人,并被授权作为主控人出庭,法官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经审理可直接判处其一年以下监禁,单处或并处罚金,移送劳役中心、戒毒所或者社区接受一定时间的感化教育。倘若被告人不认罪,法庭可以传召双方证人出庭作证,并在盘问、质证、辩论后作出判决。内地可以从上述做法中获得启发,先把原“劳教”适用对象中的部分案件纳入轻罪范畴,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把全部“劳教”对象,以及需要治安拘留的案件一并归入刑法的轻罪范围,由法院审理裁处。这样做的理据是,凡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处置行为,都涉及公民权这一民主权利,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审判处理,以确保尊重人权和程序正义法治原则的贯彻实施。
  (二)将建立保安处分制度作为备选方案
  我国1987年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程序”特指法庭审理程序。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劳动教养立法专题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是其立法和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最终选择[10]。毫无疑问,程序合法是体制构建和机制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最佳突破口。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由公安机关负责调查并(或检察院)起诉,由法院行使决定权,从而形成控审分离、司法终局裁决的案件处理模式。
  从法理上看,已被废止的劳教制度与国外及我国台湾、澳门的“保安处分”有许多相似之处,均是通过教育、矫正违法人员,促其增强法制观念,重新回归社会,从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11]。《澳门刑法典》第40条第1款规定:“科处刑罚及保安处分旨在保护法益及使行为人重新纳入社会”,与内地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确立的对被劳教人员“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的基本精神相一致。此外,保安处分与劳教所适用的对象也都是具有潜在社会危险的人。如《台湾刑法》第90条规定:“有犯罪之习惯或因游荡或懒惰成习而犯罪者,在刑罚执行前,放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12]内地的劳教对象也是屡教不改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不够刑事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人及其他依法应给予劳教的行为人。由此可见,两种法律制度虽然性质不同,但它们的法理依据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十分相似,因此,我国台湾、澳门刑法典中关于“保安处分制度”的立法模式、适用机关、适用条件以及禁止类推、禁止不定期刑等适用原则,均可供内地参考与借鉴。
  在立法模式上,澳台刑法在进行重罪、轻罪划分的同时,还专章设定进了“保安处分”制度[13],规定了保安处分的种类、适用条件、期限以及宣告、免除等程序性内容,具有简明、稳定、易于操作的特点。借鉴这一制度,既可以排除刑罚与保安处分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又可以修正将刑罚与保安处分完全融合的“一元论”,在强调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法理基础上,以“二元论”为立法基点,以“一元论”为立法补充,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将包括劳动教养和收容教养在内的保安措施并列规定于刑法典中。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刑罚功能的不足,还可以充分发挥其补充与替代作用,使刑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刑法效益的最大化[14]。因此,将原“劳教”的制度性资源转化成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既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又能达到职能合并,程序正义,功效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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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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