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唐代贵族之兴衰
隋唐以前，中国社会崇尚门阀。原因是魏晋以后，国家推行门阀制度，朝廷注重在豪门世族中选用官员，豪门世族（士族）与皇族一起执掌政权，拥有极高地位与声望。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虽然频繁更迭，但门阀士族仍有市场，依然是社会主导力量。
且不说为华夏文化嫡传的南朝，就是胡人统治的北朝，也汲取了门阀观念，重用汉人士族。北魏孝文帝更是仰慕华夏文化，积极推进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让鲜卑人说汉语、写汉字，并将鲜卑贵族（包括皇族）改为汉姓元、长孙、宇文、于、陆等。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胡人或胡化汉人政权，汉人士族仍有几大“常春藤”，到了隋唐统一中国之后，这些“常春藤”士族依然倍受尊崇。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贞观十二年春，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奉命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工作，“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最后进行排序，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门第为天下第一，“崔、卢、李、郑、王”五大氏族名列前茅。唐太宗看了初稿，颇为困惑、恼怒，冲高士廉等人发脾气：“崔氏早已衰微，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为了维护皇室荣耀，唐太宗利用政治权力干预，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为首，外戚（长孙）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
的确，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崔、卢、郑、王”四大名门颇为高贵，甚至超越皇族。诸如房玄龄、魏征、李勣等宰臣，在为子弟选择配偶时，都优先考虑向上述四大名门求婚。与名门淑女结为连理，比娶公主做驸马更为荣耀。故而，那时民间流行“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之说。
现在看来，高士廉等人当初未将皇族列为天下第一门第，真是不可思议。毕竟中国人向来崇拜权力，习惯于看权力脸色行事，唯权力马首是瞻。以世俗眼光看，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皇族理所当然为天下第一门第。唐朝是李家王朝，李氏理应名列榜首；宋朝是赵家王朝，当然以“赵钱孙李”排序；明朝是朱家王朝，朱姓必定天下第一。如此类推，只是基于权力崇拜的逻辑。但是，唐人毕竟是唐人，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与自尊，并不是盲目崇拜与讨好权力。
其实，高士廉与唐太宗是亲戚关系，他是长孙皇后的亲舅舅，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就是他一手哺养成人的。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如果他一味崇拜权力，并考虑与皇族沾亲带故，恐怕会说服其他同僚，共同推举皇族名列第一。但高士廉并没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并且其想法基本上代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注重底蕴与血统，认为李唐皇族并非最高贵。
当然，李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也是当时名门望族。但就李唐皇族而言，其血统并不纯正。这个不纯正，主要来自母系方面。唐太宗的祖母孤独氏、母亲窦氏、元配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亦即胡族，而非汉族。那时候，中国人并不崇洋媚外，将汉族之外民族称为胡族，看作外国人。尽管当时胡人武力强盛，但汉人文明程度高，骨子里看不起他们。再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名门后裔，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也有些来路不正。所以，在唐人眼里最为高贵的门第未必就是皇室。
那么，博陵崔氏何以被列为天下第一？崔姓，来源于姜姓，始祖为姜太公。姜太公助周武王灭商，分封于齐国，成为齐国首任国君。数传至齐丁公时，有长子姜季子应即位，辞而不受，让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继位后，把崔邑（山东章丘一带）赏赐给季子作为食邑。从此，其子孙便在崔邑居住，后来又以崔为姓氏。崔氏得姓后，世代担任齐国要职，为卿大夫世家之一。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崔氏“自汉迄唐蜚声延誉，甚盛益兴，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并为千年旧族……闻人达士先后相望也。”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博陵有个崔州平。在三顾茅庐故事中，有刘备偶遇博陵崔州平情节，司马徽向刘备举荐当时贤士时，就提到诸葛亮的四个贤达密友，亦即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和徐元直（徐庶）。博陵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崔州平，而是博陵有着一个历经千年不衰的名门望族——博陵崔氏。这个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了20多位宰相，将军、侍郎以上官员数以百计，诗人、文学家、书画家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位居前茅的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等名门也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可以想见，这些名门闺秀也很出类拔萃，富有教养，品貌俱佳；要不然，达贵显贵何以争相与之联姻？！
毫无疑义，上述“五姓”豪门都是老牌贵族，在唐代始终是金字招牌，颇受世人青睐。唐太宗虽然以权谋私将李唐皇族列为天下第一，但并未对其他老牌贵族进行实质性打压。毕竟唐太宗出身于贵族，为人行事颇有贵族风范，在治国上倚重两大贵族阵营。一是关陇贵族集团，它是指籍贯位于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周围的军事集团，起源于西魏八柱国大将军。八柱国成员分别为：宇文泰 、元欣、李虎（李世民曾祖父）、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侯莫陈崇。他们分别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八柱国大将军及其部属的后代，在唐初形成势力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先生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大特征：“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唐初重用关陇贵族，被陈寅恪称为“关中本位政策”。二是以名门望族为代表的士族。唐初大臣，要么出自门第高贵的世家，要么出自气质高贵的文士。他们既富有聪明才智，又具有高尚品质。唐太宗是一个宽宏大度而又英武睿智的君主，正是他领导文武两大贵族集团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开创了政治清明、军事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谱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恢宏、华贵、强盛的篇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政体分为民主、君主、专制三种，并指出各种政体的原则或动力：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贞治时期政治，堪称君主政体下的贵族政治，荣誉是其主要动力之一。诚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受荣誉的限制，荣誉像一个皇帝，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对荣誉的珍爱与追求，可以使人变得高贵。唐太宗之所以成为从善如流的明君，魏征之所以成为直言敢谏的诤臣，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成为经国济民的贤相，李靖、李勣出将入相的能臣，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荣誉的动力。
在古代宗法社会，光耀门庭是极大的荣誉。光耀门庭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自身努力提高门第，二是借助与名门联姻优化组合。“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宗乃历经千年形成的名门望族，在唐代倍受世人尊崇，也是出乎情理之中。
然而，世间没有长盛不衰的事物。随着时事变迁，盛极一时的关陇贵族集团与素负盛名的老牌贵族，都不能逃脱走向衰落的命运。
关陇贵族集团，“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进入唐高宗时期，关陇贵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曾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位，招致武则天忌恨。武则天掌权后，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流放到边远地区。“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贵族集团（包括李唐宗室）几经武则天排斥与清洗，逐渐远离权力中心。“迄至唐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坏无遗。”（同上）关陇军事贵族，已然淡出历史舞台。
同样，老牌贵族也招致最高当局的打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宰相李义府为其子向老牌贵族求婚遭到拒绝，便怀恨在心，故而唆使高宗发布诏书，限制名门贵族相互通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尽管如此，并不能禁止名门相互为婚。关键在于，“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可见，那些老牌贵族并没屈服于皇权，依然恪守独立、矜持与自尊。与此同时，他们的傲然自尊也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与羡慕。所以，皇帝的禁婚令，不仅没有让名门子女身价下跌，反而身价倍增。恰似现代某些书籍一旦划为禁书，反而更加吸引读者，悄然畅销，洛阳纸贵。
不过，对老牌贵族冲击最大的乃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首创于隋炀帝，唐初沿用这一制度，作为选用官员的一种途径。武则天执政以后，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将进士科作为选用文官的主渠道。于是，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体制内任职，极大地改变了官员队伍的出身结构。“武后柄权，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成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之人民中，有虽工于文，但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一开始，习惯于门萌入仕的五姓贵族并不适应或不接受科举入仕方式，所以颇为“吃亏”。“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贵族也主动参与科举考试。如荥阳郑氏，盛唐时鲜有入朝为相者，而自中唐起连续出现了10多位宰相或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共有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仅有2人，中唐后则有8人。如范阳卢氏，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100人，这数字着实令人惊奇，因为唐代科举进士考试不仅是最难的，而且录取人数极少；《唐摭言》载：“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名门世家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他们渐渐适应科举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良好的家学教育。
总体看来，名门贵族在唐代始终引领风骚，颇受世人敬重，拥有大量粉丝。高宗、武后时宰相薛元超曾经感叹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娶上“五姓”中某个女子为妻。其实，薛家已属著名“关中四姓”（韦、裴、柳、薛）之一，也算是高级贵族，但仍然仰慕“五姓”顶级贵族。中晚唐时，唐文宗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他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郑覃却婉言谢绝，居然把孙女许配给仅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碰了软钉子，感慨万千：“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中晚唐以后，地方节度使（藩镇）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格局。军阀叛乱、黄巢造反，致使大唐王朝走向灭亡。从此，中国进入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兵痞流氓轮流坐庄。整个社会彻底崩溃，文明大厦已然坍塌，一切依照丛林法则行事，杀人如切菜砍瓜。战乱使生灵涂炭，世家贵族也不能幸免。曾经显赫千年的“五姓”贵族招致沉重打击，不仅有大量人员伤亡，而且家园与产业均惨遭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贯册谱系也流失或损毁。在这斯文扫地的时代，所有世家贵族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与庶民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从此，中华大地再没有傲然独立的世家贵族群体存在。
宋代以后，国家选用官员主渠道是科举制。科举制无疑是伟大的创举，它面向全社会招考人才，不问出身，只论水平。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与和谐。一分为二地看，科举制并非完美无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局限于应该教育，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能塑造丰满的人格，更不能造就精神贵族。宋代距唐代不远，且宋太祖为后世统治者立下“不杀大臣”的遗训，故而宋代政治较为宽厚，虽然宋代精神风貌不及唐代恢弘大气，但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颇有士大夫节操。然而，到了明朝，皇权极为专制，大搞特务统治。如此条件下，经过科举制取士，虽然也产生一些真正的士大夫，但更多的是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尽管熟读应试必备的孔孟圣贤书，但一旦进入仕途，就将圣贤之言置之脑后，一门心思追求升官发财。所以，这种应试教育多半是为了“稻粱谋”，容易造就伪君子真小人。有明一代，政治极不清明，皇帝大多“不似人君”，臣子也缺乏士大夫精神。从明代皇帝都被加上一大串神圣伟大的尊号来看，对皇帝的崇拜与吹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就是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也会受到诸多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讨好“权阉”的大臣在明代比比皆是。魏忠贤权倾一时，朝中大臣、封疆大吏纷纷向他献媚，为之歌功颂德，建立生祠。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不少朝臣争相拜他为干爹，竟然以当“权阉”义子为荣。卑躬屈膝，厚颜无耻，达到如此地步，简直把天下读书人脸面都丢尽了。这种境况，在唐代真是不可想象。
中华贵族从唐末五代走向衰败，终究是历史的悲哀。随着贵族世家的消散，贵族精神亦随之断流，永远失去传承。满清王朝建立之后，尽管也曾出现过“八旗”贵族，但他们与唐代以前的世家贵族不可同日而语。“八旗”贵族发迹于游牧部落，原本缺乏贵族文化底蕴，故而其子弟大多蜕变为纨绔子弟。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纨绔子弟逐渐丢失祖宗具有骁勇善战的气概，取而代之的是贪图享乐的习气，热衷于把玩鼻烟壶、斗蝈蝈而已。
反观欧洲，其历史虽然不及中国悠久，但各国王室与贵族基本上延续不断。古代欧洲也有很多封建王国，但各国王权更迭主要在王室内部进行，很少出现别的家族改朝换代。即使发生政变或革命，皇室根基也未能彻底毁弃，尤其是那些有爵位与领地的贵族世代相传，故而形成贵族文化传统，其精髓即为贵族精神。
欧洲贵族精神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骑士精神，二是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骑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荣誉称号，是战斗、忠诚、正义、荣耀的象征。骑士精神是指“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中世纪骑士精神对现代欧洲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它后来转变为绅士风度，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独立精神，主要体现为不依附任何势力，保持人格独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盲从或屈服于外界的力量。社会责任感就是敢于担当，追求正义与文明。
需要说明的是，贵族精神不仅不鄙视或排斥平民精神，而且包含深切的平等意识。英国大哲人培根、大诗人拜伦、雪莱、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出身贵族的精英，并没有站在贵族立场上思考，也没有追求贵族利益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意大利著名贵族美第奇家族，无疑为推动文艺复兴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得益于贵族的妥协，也只有英国这样富有绅士精神的国度，才能率先确立宪政文明。
尽管东西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人性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唐代世家贵族与欧洲贵族在精神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最根本的是都具有独立人格、强烈自尊与高尚情操。唐代世家贵族之所以不仰慕权势，敢于平视或俯视李唐皇室，就是因为具有如此高贵的精神品格。世家贵族的存在，无疑为唐代社会树立了精神标杆，使得士大夫向往与追求贵族品位，力争使自身与门第变得更为高贵。世家贵族的存在，对皇权也是一种制衡，一种道德与荣誉上的软约束。所以，有唐一代，虽然皇室对世家贵族进行过打压，却未曾使用下三滥手段。原因在于，李唐皇室也珍惜自身贵族的荣誉，不愿以卑劣手段招致天下人不齿。武则天为了立威，曾经重用酷吏，运用下三滥手段打击政敌，一旦权力巩固之后，便抛弃了酷吏，使用正人君子治国。
明代以后，随着专制统治日益深刻，贵族精神渐行渐远，乃至销声匿迹。虽然权贵阶层始终存在，但他们只有权力，而没有高贵。之所以被称为权贵，是社会缺乏精神信仰，只崇拜权力，只认为权力宝贵，只看到有权就有了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了什么？做官，追逐权力。为了追逐权力，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毫无做人原则，毫无道德底线。明代权贵严嵩即为此类典型，他的飞黄腾达关键取决于他的投机取巧与卑鄙龌龊。专制统治毒化人心，有毒的土壤里，开不出健康的花朵。缺乏独立人格与自尊精神，即为人的精神缺钙，让人显现奴颜媚骨、寡廉鲜耻，君主会因此成为昏君、暴君，官员会成为因此贪官污吏，民众会因此成为愚民、暴民、刁民，而不能成为成熟的公民。如今流行一种说法，以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西式民主。此话颇有道理，原因是漫长的专制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与人格，不懂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