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鲍德莱恩 著 吴万伟 译
亚特兰大：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两百万美国人将获得学士学位，或参加工作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毕业那天他们会非常高兴，也会在心底牢记母校的愉快回忆。但是随着这个独特人生阶段接近尾声，他们可能会反思校园事件，高等教育的首要部分将是有意义的接触之梯的低端：教授们。
那是学生们说的话。啊，他们对自己的老师非常满意；毕竟，大部分学生得到了绝对的认可。在1960年代，只有15%的成绩属于优秀，但现在优秀比例已经高达43%，优秀已成为最常见的成绩。
老师们的态度也非常友好。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61%的学生说教授们常常把他们当作“同事或同伴”一样对待，只有8%的学生常常听到“对自己学业的负面评价。”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相信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说话、写作、批判性思考和做决策了。
但是，虽然对老师感到满意，学生们对老师作为思想家和学术导师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只是选修课程完成作业而已，与老师的更进一步接触则少得可怜。
除了课程内容之外，学生对教授们拥有的信念和智慧的兴趣可以从课堂之外师生间的互动中看出来。通常是在下课铃声过后的偶然性对话，谈话内容不是课程要求。就是在这些对话中教授的见解得以传播，学生产生了模仿老师的想法。学生一直通过电邮和老师联系，当你能从房间里发消息的时候干嘛还要穿过校园去找老师交流呢？但是这些询问对真正的学术指导来说是过于简单了。我们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时间。
这里，有些可怜的数据。对大部分本科生来说，除了每周课堂上的两个半小时之外，师生间的接触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完全不存在。在入学第一年，33%的学生说他们在课堂之外从来没有和教授说过话，42%的学生只是偶尔交谈过。高年级学生的接触更低，25%的学生从来没有和教授交流过，40%的学生有时候和教授交流。
并不总是这个样子。上个月，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我见面的时候说“我很尊重我的很多老师。”他是备受尊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和社会学教授，在1960年代哈佛读书时是充满激情的工人阶级子弟，后来当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的主席。
我问他当时参加政治运动的学生是否蔑视教师。他说，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人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教授们。好战分子攻击学校当局背叛了最优秀的教授身上体现的价值观，象牙塔里自由探索的空间。
我在1980年代初期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你若在学院办公室前的楼道走，不可能不拥挤着穿过排队咨询老师们的英语专业学生。大一学生的班级可能有400人，但是到了大三，你确定了研究领域，需要非常熟悉若干教授以便定期与他们进行深度的交流。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这些时刻是自由教育的核心。
在渴求得到教授们的指导时，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1966年以后一直在进行的“美国大一学生调查”证明了这一点。调查问卷中一个问题是让刚进大学的大一新生说出“被认为最基本的或非常重要的目标。”在1967年，86%的受访者选择“探索有意义的人生哲学”，这是选择“在经济上富裕无忧”的学生人数的两倍还多。
不出所料，学生求助于教授们获得道德和对世界的理解。此后，发现人生意义和赚钱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前者的比例下降到了45%，后者的比例则飙升到82%。
2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回到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现办公楼走道安静和昏暗。几十个20多岁的青年在外面溜达和聊天，但是在英语系，八个办公室的门只有一个是开着的，该系1400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中只有不足10个学生在等待与教授们交流。
当大学关心的是职业而不是思想，当支票簿比智慧更重要的时候，教授的角色自然就发生变化。我们50多岁的人在教室前面讲授几十年的阅读、写作、出差、查档案资料或做实验而积累的东西，讲授的课程有些高达80门，但学生躺在床上并不会仔细考虑我们说过的话。他们并没有成为学术弟子的强烈渴望。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那些总是觉得搞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的教授们往往也不希望学生成为弟子。结果，即使受到一个学问高深的人的吸引，庆幸找到羡慕和学习的榜样而决心投身学术研究的时候，大部分本科生根本不知道研究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自2000年初以来，我要求学生每隔一个星期带着文章初稿到办公室找我。我逐句评论和修改他们的文章。要求他们更清楚的表达观点或选用更好的动词，指出错误的修饰语，等待他们做出修改。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对学生充满同情。有这么多东西在干扰他们---运动锻炼、手机短信、忙碌的课程等等，而且校园文化把学生当成消费者而不是学生。学生的评教和为教授打分网站则把教授们描述为服务提供者。多年前在笔者工作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校园生活主任对新生讲话时竟然说出一个可怕的观点：不要把过多精力投入在课程学习上，大学里要做的事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写作课程帮助减少了这些干扰，到了第三次见面时，学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相互交流时说，这个老师拒绝我的最坏之处，尊重我的好想法和用语。
如果你很少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挑战或很少在课外与学生接触，就难以成为学生的道德权威。如果我们教授们不这么做，课程就不再是激励充满渴求的学生开阔视野的先导，而是需要完成的任务。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才认为我们的帮助重要。说到学生，我们都有唯一的权威：我们给出的成绩。我们不是有些令人害怕的思想和道德灯塔，也不是角色模范或学习榜样，我们不过是成绩鉴定者。
作者简介：
马克·鲍德莱恩（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第一要务》高级编辑，作家，最新著作是《最笨的一代：数字时代让美国年轻人变得愚蠢并危害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30岁以下的人》）。
译自：What’s the Point of a Professor? By MARK BAUERLEIN
http://www.nytimes.com/2015/05/10/opinion/sunday/whats-the-point-of-a-professo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