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15-05-15 10: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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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国在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 ,首先面临着“城市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中国的乡民社会是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 ,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 ,而在广泛意义上被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家族法和狭义的乡规民约。但是在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乡民社会及乡规民约面临着如下的遭遇 ,即在生活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被城市化浪潮所激荡 ;在经济运作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 ;在价值选择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因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发生转向。
【关键词】 城市社会; 乡民社会; 乡规民约;
本文所谓“当代”,是指自中国于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所谓“乡民社会”,则指中国农村社会。而“乡规民约”,则指除了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维系中国乡民社会生活的规则—制度系统。可以认为,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当代中国已经经历了第三次转型,其中第一次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的政治领域的革命,它推翻了中国“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两分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由“政治国家”统揽全局的政治结构体系,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进一步地强化了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合一的情形。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讲,其使命是为了使统揽一切“国家主义”有所改观,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
然而,应当清楚的是,在中国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他首先现实地面临着“城市社会”(一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于是,强大的“政治国家”、微弱的“市民社会”以及底蕴深厚的乡民社会之间形成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的独特景观。事实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乃是自功能而言的,而“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野则是从结构而言的,只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以后,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才可能被同一视角(功能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组合所取代。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乡民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其规范生活方式,对于进一步建设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许不无裨益。本文宗旨,即在于此。
一、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一般性描述
要对具有九亿多人口的中国乡民社会做出一般性的描述,显然是一篇小文章所力难胜任的,但必要的描述在此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民族之一,在那里,有两种最基本的依赖关系,其一是血缘或亲缘依赖关系,其二是土地依赖关系。对血缘或亲缘的依赖,构成其独特的血缘或亲缘文化共同体,而对土地的依赖,又使其具有某种意义的地缘文化共同体的特征。
中国的乡民社会正是这种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血缘文化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中国的村落一般是以“姓”为主导的,尽管在村落结构中,往往存在着“单姓村”、“多姓村”和“杂姓村”的区别,但在后两种情形下,每每存在着“主姓”(或“大姓”),并且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落之事务的建设和发展,往往取决于“主姓”的主导、统领和协调。在“杂姓村”中,或许常常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姓氏,这也就必然意味着“大姓”之间的联合或者分裂决定着村务发展好与坏的具体状况。
地缘文化则集中表现为中国乡民们安土重迁,择土而居的特点上。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分散着成千上万个世世代代依赖于一定的土地而居住的“自然村庄”,如果说以血缘和亲缘为主导的家庭是中国社会构造的细胞的话,那幺,“村庄”则是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单位。脱离了村庄这个基本单位,则乡民社会这一概念也就难以成立。
可以认为,在中国乡民社会,血缘和亲缘文化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内部的关系(当然,这绝不排除在村庄外部关系中也存在着血缘或亲缘关系,并且在流动性极小的乡民社会,这种关系在邻近的村庄之间还大量地存在),而地缘文化则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外部的关系(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村庄内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地缘问题,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的村内“农户”之间,此种关系则豁然可现)。通过血缘或亲缘文化关系,构织着中国乡民社会的内核;通过地缘文化关系,延伸、拓展着中国乡民社会的范围。前者使乡民社会得以稳固,后者则令乡民社会从一般的血缘关系中溢出,通达、渗透并整合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存在。一言以蔽之,这种存在就是乡民社会。
但是,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乡民社会也在近十数年内悄然生变,主要表现为乡民们对土地的依赖关系明显减弱,对血缘或亲缘的依赖程度也明显不如从前。前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出现了数以亿计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她)们几乎全年在外做工,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带着其全体核心家庭成员在外做工,如果不是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其向市民成员的发展,则他们完全有可能融入市民社会中。如上情形,使其对乡村的土地即使不陌生,但在态度上也不再积极。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在外乡的生活,使其对仍在家乡的血缘或亲缘关系不再象以往那样倾注其全部的热诚。尽管在中国的媒体上,每到逢年过节时,总能看到全国各地交通拥挤、客流居高不下的状况,但昔日那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情形正在彻底改变,有大量在外做工的农民不再把春节回家过年看成是必须的道义责任和制约。这也意味着中国乡民的观念、行为方式、乃至其交往行为的规则模式发生着明显的改变。
尽管中国的乡民社会有如上的明显特征,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明显的印象:这是一个完全自治的社会,但事实却完全并非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宗法社会中某种意义上的自治,主要是因为其自然地理的原因所导致的“天高皇帝远”的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出自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自觉。即使在像宗法家族内的那种相对自治,也明显地具有家长强制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古人将家作为国的放大的原因所在(所谓“家着,国之本也”:“家—国同构”,“家本国固”等皆然)。正因为如此,在古典中国所存在的“皇权国家”和“宗法社会”的分野,是一种只是“自然”的事实,而不是“自觉”的事实。这也就决定了“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的分别和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应不可同日而语,决定了在“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的分别中很难自发地诞生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来。
帝制中国被推翻以来,此前国内的乱世情形以及其所遭受的外敌之辱,深深地刺激、并激发着中国国民追求自立自强的“民族国家”意识,此种意识加之主体交往之技术条件的大大进步,已经打破了乡土社会“天高皇帝远”的格局,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延伸到乡土社会。这样,民族国家意识和主体的交往技术条件共同铸就了一种以国家取代、甚至销蚀社会的情形。特别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层级进一步加强,县、乡政权机构的设立,使古典中国长期坚持的三级政权控制体系和格局被打破。国家力量于是可以直接方便地深入乡土社会,从而使乡土社会的自治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甚至自治几乎不存-乡土社会就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对象和内容。
不过,国家的控制能力再强,甚至即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也不能彻底销蚀社会自治力量的客观实存。而总体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业已使中国在城市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在乡土社会,传统的乡村自治、特别是在宗族力量强大地区的乡村自治,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正是如上情形,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与此同时,被广而泛之地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
二、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
基于如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进入到对乡民社会何以能够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的夹缝中自成一体地生存的原因进行探讨。事实上,乡民社会的存在同任何组织体的存在一样,都无法离开构织社会的规则系统而自存。一般说来,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组织体的存在,至少应当有如下几个要素:即作为前提的规则要素,作为动力的主体要素,作为内在支持的观念要素,作为外在表达的行动要素和作为检修机制的反馈要素。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固然离不开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的规范和支持,但之所以人们称其为乡民社会,其原因恰恰在于它具有明显不同于市民社会或者由国家全盘统摄下的“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的内在资质和特征。这里仅就其规则系统进行描述。
当代中国乡民社会乡规民约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习惯法。关于习惯法的界定,在学界并无多大歧义,大体上,习惯法是一定社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自发地”形成的社会相互间交往行为的规则。人们根据这种交往规则,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和矛盾。在中国,由于国土之地形的极其复杂,不同区域间的高山、大河、湖泊……分割,使得每个被分割的区域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区”系统。尽管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里不时地存在,但其实际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日常地控制人们交往行为的规则,恰恰是作为小传统的地方“习惯法”。在中国,习惯法作用最浓厚的地方乃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民族习惯法构成中国习惯法资源的主体。当下中国学界对于习惯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上。例如龙大轩对羌族习惯法的研究,吴大华等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罗洪洋对侗族习惯法的研究,张济民等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等等。可以说,中国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构造及其运转,主要不是因为国家法的作用使然,而是因为其固有的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使然。
在汉族乡村地区,尽管国家法的作用要大得多,但乡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准则,仍大体上主要由习惯法来调整。汉族习惯法是一个极不统一的概念范畴。作为世界第一大民族,也作为广布于世界各地的一个民族,汉族习惯法在各地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和样式。这就是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因此,这里只能大体勾勒的是作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乡村村民的生活绝不仅仅是由国家正式法律所调整和支配的,与此同时,作为乡俗的多元化的地方习惯和习惯法是其日常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最主要的规则根据。在古代,汉族人民就总结了诸如“入乡随俗”、“入乡问俗”等生活交往的经验。尽管在以汉族为主的乡民社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习惯法,但直至如今,对汉族习惯法的深入研究还远未展开。民国时期为了制定民法典所作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可以看作是对汉族地区民商事习惯的调查,是汉族民商事习惯的集大成者。但遗憾的是:从民国时期到现在,中国、特别是汉族地区人们的交往行为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了的习惯和习惯法,人们几乎没有认真地涉及和研究之。
当代中国乡民社会中乡规民约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家族法。聚族而居、敬祖祀天、崇尚血缘,以及以此为特征的宗法社会,大概是从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特征。此种情形,导致了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构造中对家族法的格外青睐和关注。在古典的中国,《唐律疏议》就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了家庭的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可废于家”,事实上,这是在法律上对业已存在的皇权国家与家族社会两分、对刑罚权与家父权两别之事实的一种法律认可,即对家族法之客观社会作用的一种正式承认。
正是国家力量对家族法的必要重视,在古典中国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一整套严谨的家族法体系,滋贺秀三先生的研究,表明古典中国家族法极盛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家族以及相关家族法的力量和作用大大缩小,国家对乡民社会之事务的直接介入和干预能力大大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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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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