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上升的地平线——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裂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5-05-15 07: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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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  

   按语:

   这是我们在2010年9月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主要讨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及其长期影响。

   基于包括不同种类农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证据,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并推断这至少将产生两个方面的长期影响:一是消费物价CPI的中枢水平将从此前2%左右上升到3-4%之间。二是在消费物价CPI和生产资料价格PPI之间将产生一个显著的价格裂口。

   五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判断和预测大体上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中国2001-2010年期间CPI的平均水平为2%,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为3.2%,中枢的上升十分明显,并且落在我们的预估区间内。实际上,过去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速均低于政府的合意水平,这使得CPI的平均水平更容易向下摆动。

   再比如,2001-2010年期间CPI与PPI平均值的差(即我们所说的价格裂口)为0,过去五年这一裂口的平均水平为2%,裂口的扩大十分明显。

   这篇报告五年以前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农业部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未跨过刘易斯拐点。现在支持这种看法的人已经很少。

   另外一种看法当时认为物价的核心是货币供给,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没有关系。实际上,消费物价与生产资料价格的裂口本质上是一个相对价格,是食品和服务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这一相对价格并不受货币供应的影响。

   无论如何,过去五年宏观价格数据的表现与我们此前的预测大体吻合,再加上物价裂口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的事实,清楚地显示这种批评意见也是靠不住的。

   这篇报告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由于CPI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中的显著影响,CPI中枢水平的上升会一般性地迫使中央银行采取更加紧缩性的政策立场。这也许更基本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五年,在几乎所有类别中,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都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和可比水平。

   因此,在中央银行近期再次降息和半年之内三次降息的背景下,再来回顾和讨论这篇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再次刊发和推送这篇文章,供大家批评和思考。

   上升的地平线

   --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裂口

   尤宏业莫倩高善文

   2010年9月1日

   内容提要

   未来几年中国CPI波动的中轴水平将出现系统性抬升,从过去十年2%的均值水平上升到3-4%。由于同期PPI的波动中轴大体稳定,CPI与PPI之间将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裂口。

   产生这一裂口的关键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持续快速上升,从而系统性地推高农产品价格;由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较快,以及国际竞争的存在,价格压力并不明显。实际上,在许多服务领域,由于技术进步方面的限制,也会呈现持续的价格上升压力。

   我们仔细研究了日本经过刘易斯拐点时期的通货膨胀表现,清楚地看到CPI波动中轴抬升,以及CPI和PPI之间出现长期裂口的事实。韩国和台湾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在刘易斯拐点附近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快速上升、以及通货膨胀裂口出现和扩大的事实。

   我们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断面数据,认为存在比较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正在呈现相当快速的上升,其对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压力逐步显现,这一变化对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值得重视。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然后,研究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在走过刘易斯拐点时的案例;接下来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断面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低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具体推断,最后总结了全文。

   一、刘易斯拐点和通货膨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1954)指出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在存在二元经济的情况下是不正确的。所谓二元经济是指经济中存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通常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农业部门看作非正规部门,而把制造业部门看作是正规部门。

   因为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非常低,只能通过一些家庭和社区内的互助,使得个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但这一水平要明显高于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此时,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吸纳农业部门剩余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曲线近似于水平,就业的扩张不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

   只有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那么,刘易斯拐点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何呢?

   从实证研究来看,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最终随着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经济潜在增速也会受到影响。

   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多都是可贸易品,特点是技术进步速度较快,有较多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像沿海地区的工厂在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下,会选择使用更多的机械来替代人力。比如原来洗车使用的是工人,现在可能利用机械进行全自动化洗车。虽然工人工资快速上升,但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产品的成本并没有过快地上升,产品价格相对稳定。

   对于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农产品和一些服务业而言,工资快速上涨意味着成本节节走高,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明显上升。比如蔬菜种植,很难大量使用机械播种收割来节省人力;再比如理发,很难有方法明显地节省人工。所以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更高,对应的蔬菜水果和服务业的价格更贵,但工业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太多。

   所以,在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冲击下,由于有较快的技术进步,工业品的价格压力可能不大。但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并使之与PPI之间产生明显裂口。

   二、日本1960年代案例

   以上的逻辑,在实际经济中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从日本的案例(韩国、台湾以及更多国际案例的总结请参见附录一)来检查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的CPI中轴抬升,以及CPI与PPI的裂口。

   (一)CPI和PPI的脱钩

   大概1960-1972年之间,日本的工资水平出现了近六十年以来最快的上升(图1)。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是因为1960年左右,日本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需出现转折;另一方面,6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也是工资得以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使得日本的物价水平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60年代,日本的PPI维持在平均1%左右的低位,但CPI却在以5%为中轴进行高位震荡(图2),PPI和CPI出现了显著的分离。

   回顾60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当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稳定的局面,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都不高(表1)(在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稳定之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汇率的大幅贬值从而呈现较高的通胀)。日本当时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国内货币政策相对稳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60年代的高通胀,以及表现出来的CPI和PPI之间的明显裂口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二)农产品和服务业推高CPI

   既然60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体的CPI?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I的细项(图3)。发现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在1960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从CPI细项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端倪(图4)。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总结起来,日本60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的明显裂口。

   三、中国:从农产品价格看刘易斯拐点

   (一)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点。但在实际中,我们很难直接测定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形态,所以一般采取一些间接的办法,有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有从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就业和收入体系的统计范围较小,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一般并不纳入其内。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75亿,但统计在内的在岗职工数量仅为1.15亿人。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4],占总就业人口的约30%。从各种抽样和估算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为低端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总量接近80%[5]。如果没有宏观的数据,如何能从总量层面判断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呢?

   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些物体的存在,通常使用观察其他效应的方法。比如宇宙中大量的暗物质并不发光(也不发射其他波段电磁辐射),我们看不到它。但如果暗物质存在,它必定有质量,从而产生重力场,我们可以通过暗物质的重力场透镜效应观察到它。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总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农产品的价格变化。

   刘易斯提出二元劳动力结构理论的时候,就指出观察刘易斯拐点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在农村有过剩劳动力的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很小;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迅速地和工业部门拉平,造成了农产品产出的下降压力和价格相对的快速提升。

我们观察1993年以来的CPI、PPI和CPI食品的定基数。大概最近六七年,食品价格开始系统性地超越整体物价水平(图5)。在2004年之前,食品价格和整体物价水平的涨幅比较一致,但在2003年之后,两者之间出现越来越大裂口。虽然在2000年之后,原油价格出现逐渐的上涨,但CPI食品和PPI的价格裂口,也在2006年之后出现越来越大的背离。五年以上的价格裂口,很难认为是食品生产部门的超额利润导致的,很难认为是天气波动因素导致的。食品价格和其他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原因是农民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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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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