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沉默权制度及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1 次 更新时间:2005-09-20 0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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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进入专栏)  

  

  摘要:沉默权制度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米兰达规则”标志着西方国家的沉默权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然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回潮”。沉默权制度可以分为默示沉默权制度和明示沉默权制度,还可以分为审判沉默权制度和审讯沉默权制度。中国现在需要完善的是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但是不应采用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一个国家对沉默权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关键词:沉默权;明示的沉默权;默示的沉默权;审讯沉默权;审判沉默权;刑事司法

  近一时期,“沉默权”(therightofsilence)已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其他界别的人士也积极传诵,再加上新闻媒体的热情炒作,“沉默权”一词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时尚用语”。诚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既有鼓吹宣传的,也有贬诋抨击的;既有主张立刻引进的,也有主张暂缓引进甚至坚决反对引进的。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讨论本身就值得人们喝彩,因为沉默权制度能够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公开讨论,就已经证明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当然,在做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认真考察沉默权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必须深入研究沉默权制度的含义与利弊。

  

  上篇历史

  

  一、沉默权制度的缘起

  

  在人类社会早期以“神证”为主的司法证明活动中,被告人显然是没有沉默权的,无论审判中采用“神誓法”还是“神明裁判法”,被告人都必须配合“神”的调查和证明,假如被告人拒绝对神宣誓,或者在“神”的面前要求保持沉默,那么他必然被判有罪。换言之,沉默就等于承认有罪。谁保持沉默,谁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神证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被告人口供为主要形式的“人证”成为了司法证明的主要依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官员都把被告人口供视为定案的“证据之王”。例如,中世纪欧洲一些大陆国家的法律就明文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有证明力的证据;中国古代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等诉讼原则。在这种诉讼制度下,被告人当然没有沉默的权利,因为法律允许司法官员通过刑讯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保持沉默,司法官员可以用各种刑具撬开他的“铁嘴钢牙”。正是这种以口供为“证据之王”的诉讼制度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泛滥。且不说贪官酷吏常假借刑讯来草菅人命,就连包公等“青天大老爷”也把刑讯视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一言以蔽之,在这种专横的司法制度下,刑事被告人不可能享有沉默权。

  赋予刑事被告人沉默权的思想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欧洲教会法的“忏悔”原则,即一个人只能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神甫是上帝的代表),而不必向其他世俗人承认自己的罪行。换言之,任何人都不能被迫在世俗社会中披露自己的罪恶。另外,古罗马法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自己控告自己”的诉讼原则中也包含了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的思想萌芽。不过,产生沉默权制度的直接原因是对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野蛮的封建司法制度的反抗。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沉默权制度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是英国资产阶段革命的结果。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在意大利兴起,并逐渐流传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人文主义法学派”努力使法学摆脱神学的束缚,成为以“人”为主体的世俗化的学问。他们宣传法律中的人性,主张用人权代替神权,强调法律上的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思想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和司法专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但是在当时欧洲大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纠问式诉讼制度下,查明案情是司法官员的基本职权,获取被告人口供是司法官员审理刑事案件的首要任务,因此沉默权制度根本找不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和气候。然而,在与欧洲大陆一海相隔的英国,那具有强烈的当事人主义色彩的司法传统和重视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诉讼模式,却为沉默权制度的问世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国激烈的政治斗争扩展到司法领域。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和旧教会竭力插手传统上属于普通法院管辖的事务,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利用普通法的传统,在法院中抵制国王的势力。当时的法学家也分成两大阵营。以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为代表的一派站在拥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立场上,宣称法官应该是“国王宝座下的狮子”。而以爱德华?科克(EdwardCoke,1551-1634)为代表的一派则大力宣扬“法治”(RuleofLaw)原则,强调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由于国王和旧教会控制的法院与普通法院在诉讼程序上有不同的模式和传统,所以这种以政治斗争为背景的司法权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沉默权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契机。 诚然,中世纪的英国并没有采用欧洲大陆国家那种纠问式诉讼制度,而且英国的法学家经常抨击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诉讼制度是野蛮的、落后的,是以刑讯逼供为基本特征的,但是代表英国王室权力和旧教会势力的星座法院(theCourtoftheStarChamber)和教会法院在审判中也经常使用刑讯逼供,而且经常采用所谓的“宣誓调查技术”(theinvestigationbyoathtechnique)。按照这种做法,只要被告人拒绝遵照法庭的要求宣誓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法庭就可以判他有罪并处以刑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宣誓制度促进了沉默权制度的诞生,因为它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反面案例”使人们看清了沉默权的重要性.

  随着英国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激化,这种“无罪宣誓”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封建贵族和旧教会用做镇压和打击新兴资产阶级和新教徒(或称“清教徒”)的工具。在许多极具政治色彩的案件中,法官要求被告人宣誓证明自己拥护国王的政治主张或者遵从教会的信仰,而那些拒绝宣誓的“革命者”和“异教徒”便被投入监狱。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长期国会便于1641年6月25日颁布法令,废除了星座法院等特别法院,并且确立了“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证言特免权”(PrivilegeAgainstCompulsorySelf-incrimination)制度。按照这一制度,如果“证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或者被没收财产,那么他就有权拒绝回答司法官员的提问,就有权保持沉默。这种“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证言特免权”就是现代沉默权制度的雏形。由此可见,沉默权制度实际上是英国“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产物。当然,它也反映了人类司法活动在文明和尊重人权方面的进步,而且各国的法律学者也不断丰富其理论依据。

  英国著名法学家洛克(J.Locke,1632-1704)宣扬的“社会契约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自然法”等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人权理论的发展。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等著作中提出的“人民主权”思想和“三权分立”学说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提供了理论框架。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Beccaria,1738-1794)在《犯罪与刑罚》(1764年)一书中对野蛮的刑讯逼供进行了深刻的抨击,他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被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以法律形式确认,并且被后来的许多国家宪法采用。这些学者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沉默权制度的推广提供了依据。

  北美移民具有反对封建王权的传统和强烈的个人保护意识,因此美国人在摆脱了英国国王的统治之后,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一系列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原则和措施。1791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沉默权的思想第一次被提到了宪法原则的高度。1868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强迫被告人“自我归罪”就属于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于是,“自愿性”就成为美国司法实践中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用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犯罪嫌疑人在面对司法人员的审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然而,上述法律并没有明确使用“沉默权”的字眼,也没有明文规定司法人员在审问之前必须告诉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其微妙之处,笔者在后面还将做具体的分析。

  

  二、沉默权制度的沿革

  

  虽然沉默权制度起源于英国,但是其后来的发展却主要在美国。在《权利法案》通过以后的一百多年内,由于战乱和经济危机不断骚扰美国人的生活,所以沉默权问题一直没有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直到20世纪中期,情况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官在保护被告人沉默权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比较保守的态势。1951年的罗杰斯诉合众国案就很有代表性。

  20世纪中期,反共浪潮席卷美国,许多共产党人都被送上了法庭,丹佛市共产党组织的司库罗杰斯夫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联邦地区法院的第一天审判中,她交代了自己在组织中的职责,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当法官让她交出共产党组织的一份秘密文件时,她说那份文件不在自己手中,并且拒绝说出保管该文件的人的姓名,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同志也遭受这种“折磨”。第二天审判时,法官继续追问那个人的姓名,罗杰斯夫人则提出要行使美国宪法赋予她的“沉默权”,拒绝回答问题。但是法官因此判她犯有藐视法庭罪。她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她没有在第一天的审判中主张这种权利。既然她已经做出了能够证明自己有罪的回答,就等于她放弃了这项宪法权利。[1](P164)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个标准,即已经在法庭上做出自我归罪性陈述的人不得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要求行使沉默权。这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司法者要限制被告人行使沉默权的态度。但是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则作出了大相径庭的裁定。

  1965年,亚利桑那州法院根据被告人米兰达在警察局的供述和受害人的辨认结果判定被告人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但是,米兰达对此判决不服,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他声称自己在警察局接受审讯时并不知道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也不知道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庭判决的证据,所以他当时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1966年,自由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以5比4的表决结果做出裁定: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对米兰达的有罪判决,并要求执法人员在今后的审讯中必须事先告知被审讯者享有沉默权,而且只有当被审讯者明确且理智地放弃沉默和会见律师的权利之后,执法人员才能进行审讯。该规则公布之后,美国各界褒贬不一。赞成者认为它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特免权的重要保障,是历史的进步;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不必要的规定,而且会成为束缚警察破案能力的“手铐”。

  在美国最高法院内部,该规则也受到了抨击。例如,在投票表决时持反对意见的克拉克大法官认为:这一裁定彻底“改变了羁押、讯问的传统规则。而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一直认可那些规则是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合法与恰当的工具”。另一位持异议的哈伦大法官则指出:“几乎无可置疑,最高法院的新规则将明显减少供述的数量。告知嫌疑人可以保持沉默并提醒他供述可能被法庭利用,因此而造成的障碍尚且相对次要,而要求嫌疑人表示弃权并且一旦他表示异议就终止讯问,这必将严重阻碍审讯。”[2](P331)

  毫无疑问,米兰达判例是美国沉默权制度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该案以后,“你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等几句话就成为了美国警察面对犯罪嫌疑人时的“口头语”,并且被人们简称为“米兰达告知”(MirandaWarnings,或译为“米兰达忠告”或“米兰达警告”)。这样,“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沉默权制度就发展为“米兰达告知”的沉默权制度。当然,米兰达规则在美国警察中实行也遇到了不少阻力。例如,在审讯实践中,警察用“机关枪速射方式”(readinarapid-firefashion)宣读米兰达告知以致于被审讯人根本听不清内容的情况就屡见不鲜;在法庭上警察说宣读了米兰达告知但是被告人却说警察没有宣读的情况亦非罕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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