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历史研究所建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历史研究所众多前辈专家、同仁在各自的领域潜心研究、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历史研究所应有的学术地位，简帛学也是如此。我从1963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自1978年以来一直从事简帛整理和研究工作，有幸见证了几十年来研究所同仁在简帛学领域的杰出工作，见证了历史所历届领导对简帛学科的关注与培育。值此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就我所知五十年来历史所在简帛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略作回顾，权作献礼吧。
众所周知，简帛的出土是中国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根据目前已经出土的实物来看，简帛主要属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物，也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帛的出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对简帛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堪称继甲骨学和敦煌学之后迅速崛起的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之一。在简帛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历史研究所同仁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
我所同仁关于简帛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1930年由瑞典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的大批汉代简牍，是为居延旧简。这批简于1931年运至北平，由北京大学的马衡、刘复等释读。1932年，我所著名的历史学家贺昌群时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他与向达、劳干、余逊等人参与了居延汉简的整理和释读工作。贺昌群撰写的释读手稿《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多达16册，解放后，他将这些释文手稿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居延汉简》使用。他遵循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资料，完成了不少高质量的论著。他于1940年发表的《烽燧考》一文即是代表之作。在文中，他依据汉简资料，对我国汉唐间古老的烽燧制度作了精当的考释，纠正了魏晋以来历代史家对这一制度的误解。
1972—1982年，由甘肃省多家文物考古单位联合组建的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海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简牍近两万枚，是为居延新简。从1978年起，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联合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是联合整理小组的负责人。我和所里的朱国炤先生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参与这批简牍整理工作的。当时我已经年届四十，以前也没有从事整理简牍工作的经验，加之文革时期在学业上或多或少有些荒疏，所以感到压力很大，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颇感疑虑。不过想到有老师挂帅，心里略觉宽慰。但是，没想到唐先生不幸患眼疾，视网膜脱落，无法亲自释读简文。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心情沉重，一方面为唐先生担心，另一方面觉得好像突然之间失去了依靠，压力倍增。痛定思痛，别无良策，只有在摸索中积累经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完成这批简牍的整理，以期不负唐先生厚望。那时条件比较艰苦，释读只能完全依靠肉眼进行，没有任何先进的工具可以借助。我记得当时集中工作的地方在沙滩北大旧红楼，不论严寒酷暑，参加整理的先生们每天都从各个方向赶到工作地点，伏案工作，一干就是一整天。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居延新简的全部整理工作，并集体讨论定稿。参加释文工作的还有于豪亮、任步云、初世宾、李均明、何双全等同志。1984年9月，在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唐长孺先生主持下，我所张政烺、李学勤、北京大学裘锡圭、社科院考古所徐苹芳等先生应邀对其中的疑难释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批汉简也被列为“六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科古代史重点项目。为了使读者早日见到这批珍贵的资料，我们决定先将释文部分出版简化字横排本，于是有了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一书。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下），附有完整的图版和释文。该书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等奖项。
从我参加居延新简的整理到释文出版，整整历时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唯有自知。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整理过程中逐渐对简牍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学习和积累了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至今受益无穷。
在整理居延新简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有必要综合各家成果，对居延旧简重新进行全面校释。我和朱国炤、李均明合著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一书。该书将居延旧简的全部释文，按西北科学考察团最初在北京整理的编号顺序排列，重新释读，并附有《原简编号、出土地点、图版页码一览表》及《居延汉简台北本与甲乙编本简号校异》。全书所录简文，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的《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为底本，如《甲乙编》释文无误，即照录。如《甲乙编》释文有误，则径直予以校补订正。凡是《甲乙编》、《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劳干著）释文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校补释文不同者，均在按语中分别说明，以供读者择善而从。这样既反映了合校本释文与上述三种释文的相异之处，又反映了劳氏、《甲编》及《甲乙编》三种释文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令人一目了然，从而便利了运用者推敲释文的正误以定取舍的工作，也省却了使用者同时查阅三种不同释文的麻烦，加上合校本的校补工作是在整理居延新简的过程中进行的，有条件运用大量新简的材料与旧简的材料作对比研究，且尽可能充分吸收已公布的国内外有关释文的成果，在释文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校正了一万枚简中两千多枚简的释文，因此合校本以其准确性、权威性、便利性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欢迎，认为合校本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工具书的使用价值。本书也获得历史所第一届科研成果二等奖。
关于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有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林甘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李学勤《四支居延汉简的故事》，本人所撰《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考释》、《汉简与汉代西北屯戍盐政考述》、《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再释》、《汉简草书辨正举隅》、《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等文。
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
1972年—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内容丰富，涉及到多种古籍和图籍。我所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从1974年开始即负责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历史所李学勤先生和马雍先生也于此时开始参与这批帛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们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帛书的整理研究中。最初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老北大红楼，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曾暂时迁至紫禁城内城隍庙。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先生们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学术研究带来的愉悦。《马王堆汉墓帛书》预定6册，现已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马王堆汉墓帛书》（叁）、《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0年、1983年、1985年）。其中《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是张政烺先生所撰。张先生不仅博览群书，具有精湛的文献根底，而且非常重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陶文、简帛、碑刻等各种新出土文献，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娴熟地运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利用甲骨文、金文和简帛等考古资料，研究易卦的起源，取得划时代的惊人发现。特别是他撰写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根据《易系辞》所载八卦揲蓍法原理，破解了困惑学界数十年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的问题，确认它们是一种古老的数占法八卦符号，而不是所谓“已经遗失的中国古文字”或者“奇字”。这一重要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从而开创了易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关于马王堆帛书，张先生还撰有不少研究论著，其中《帛书<六十四卦>跋》一文，根据帛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推定当时流行的八卦次序。《<春秋事语>解题》一文，对《春秋事语》的名称、性质、成书年代、抄写时代、史料价值、文献校勘价值等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过程中，撰写了《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论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从<要>篇看孔子与<易>》、《<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称>篇与<周祝>》、《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论帛书白虹及<燕丹子>》、《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等若干篇论文，多收入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中。为了研究马王堆帛书，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周易经传溯源》。
马雍先生先后撰有《轪侯和长沙国丞相》、《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再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篇及其有关年代问题》等一系列研究论著。其中《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认为这部帛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属于战国后期的史料,大体上相当于齐泯王称帝到亡国这一阶段。罗琨著有《关于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商讨》一文。刘乐贤撰有《谈简帛本<老子>的“銛錟”》一文。梁涛撰有《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一文。
三、云梦秦简的整理研究
197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总计有简1155枚（另有残简80片）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秦简。这批简内容广泛，涉及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为研究秦代的历史，特别是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材料。我所张政烺、李学勤二位先生参加了这批秦简的整理。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该书包括秦简除《日书》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六种并附有语译。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李学勤先生参加了两书的注释、译文和说明编写，并最后定稿。
关于云梦秦简的研究，张政烺著有《秦律“葆子”释义》一文。林甘泉著有《秦律与秦朝的法家路线》一文。马雍著有《读云梦秦简<编年纪>书后》一文。李学勤著有《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秦律与周礼》、《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日书>与楚、秦社会》、《<日书>中的<艮山图>》、《<日书>盗者章研究》等文。马怡著有《秦人傅籍标准试探》一文。吴树平著有《云梦秦简所反映的秦代社会阶级状况》一文，杨升南著有《云梦秦简“隶臣妾”的身分和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彭邦炯著有《从出土秦简在探索秦内史与大内、少内、少府的关系和职掌》一文。赵平安著有《睡虎地秦简“伊”“旅札”新诠》一文。刘乐贤对《日书》做了专题性研究，著有《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四法日”小考》、《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内容、性质及相关问题》、《睡虎地秦简《日书》“反支篇”及相关问题》、《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新解》、《睡虎地秦简日书注释商榷》、《睡虎地秦简日书“人字篇”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人字篇”补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往亡”与“归忌”》等文，1994年出版专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这是秦简出土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日书》的著作。
四、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研究
1995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中心有幸被应邀参加了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工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和突破，积累了不少重要的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值得向简帛学界推广。1993年春，连云港市博物馆和东海县博物馆对已经充分暴露的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六座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2号墓出土木牍一方，6号墓出土木牍23方和竹简133枚，是为尹湾汉墓简牍。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对秦汉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数术史、档案学、简帛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有关方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连云港市和东海县博物馆的同志，完成了简牍的发掘、清理、保护、摄影，并作了初步的释读，为整理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为可贵的是，他们不视简牍为个人或单位私产，而是将其视为祖国乃至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主动向学术界开放，引进有关专业人员一道来完成整理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应邀参加整理，与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的专业工作者组成了精干的整理组，通力合作，分头把关，刻苦钻研，反复攻坚，时历三载，文易六稿，完成了高质量的释文。在释文最后定稿阶段，整理组利用复旦大学裘元勋、许志正两位教授联合开发的红外摄像与计算机模糊图像处理技术，对释文作全面校订，补正原稿阙讹700余处（全文共4万多字），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果断将先进的红外线、电子科技手段引进简牍整理，不但大大提高了书稿质量，而且为出土文献整理工作运用新科技成果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并被列为1994年度全国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其出版工作，不仅作为中华书局的重点项目，而且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尹湾汉墓简牍》一书。值得一提的是，尹湾汉墓简牍从出土到成书出版，前后只经历了四个年头，在同类简帛整理出版物中，其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而且整理小组打破了以往“垄断”材料的风气，先将所有的整理成果及资料全部公布，以便和学界同仁一起研究，这是一种值得感佩和发扬的新风。考古工作者、简帛研究人员、专业出版编辑三方紧密结合、团结协作，是尹湾汉墓简牍整理出版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经验。引进高科技手段也是简牍整理工作上的一大突破，海内外的学界都盛赞此次整理工作水平高，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撰文说，中国今后的简牍整理都应该采取“尹湾的模式”。
不可否认，简牍整理工作有自身的难度，往往历时较长，但我们也知道，很多出土简牍资料迟迟不能向学界公布，是因为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借鉴尹湾的经验，及时地整理公布出土简牍资料，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和简帛学科的发展。
关于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方面，本人撰写了《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汉代地方行政文书的重大发现——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沉睡了二千年的政府档案——<尹湾汉墓简牍>》、《“尹湾汉墓简牍”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等文。刘乐贤撰有《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尹湾汉简<行道吉凶>初探》、《尹湾汉墓出土历谱及其相关问题》、《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等文。卜宪群撰有《秦汉的公文文书与国家行政管理》、《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等文。赵平安撰有《尹湾汉简地名的整理与研究》、《“足下”与“马足下”——尹湾汉墓词语札记之一》等文。
五、郭店楚墓竹简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是指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所出竹简。1993年间，由于该墓曾两次被盗，荆门市博物馆在报请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遂于10月进行抢救性发掘，获竹简804枚。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郭店1号楚墓出土竹简的全部图版、释文、考证及有关附表。这批竹简对于研究楚文化和先秦文献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我所同仁在郭店楚简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李学勤著有《郭店简与儒家经籍》、《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郭店简与<乐记>》、《太一生水的数术解释》、《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试解郭店简读“文”之字》、《郭店简“君子贵诚之”试解》、《论郭店<老子>非<老子>本貌》、《说郭店简“道”字》、《郭店简与<礼记>》、《郭店楚简儒家典籍的性质与年代》、《论楚简<缁衣>首句》、《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等文，多收入氏著《重写学术史》一书中。姜广辉著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郭店楚简与道统》、《郭店楚简与原典儒学》、《郭店楚简与早期道家》、《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郭店儒简研究的参考坐标》等文，并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和《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两书。刘乐贤著有《读郭店楚简札记三则》、《郭店楚简<六德>初探》、《<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读郭店简儒家文献札记》等文。赵平安著有《释郭店简<成之闻之>中的“辶夌”字》、《<穷达以时>第九号简考论——兼及先秦两汉文献中比干故事的衍变》、《郭店楚简与商周古文字考释》等文。赵平安著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女力”——附释古文字中的“冥”》一文。梁涛著有《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郭店楚简与<大学>》、《郭店楚简与<中庸>》、《<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心性论》、《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等文。吴锐著有《<太一生水>与南方的柔教》一文，孙开泰著有《<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校释》一文。
六、额济纳汉简的整理
1999年、2000年、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三次深入居延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共获得汉简五百余枚，现存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是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七十年代该地区大规模出土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由于这批居延汉简分别出土于汉代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下属第七隧、第九隧、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等以序数命名的烽隧遗址，均属于额济纳地区，故以此命名，并将这批居延汉简整理成果的著作命名为《额济纳汉简》，该书将于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心也有幸被邀请参加这批居延汉简的整理，所以在这里就其概况略作介绍，以飨读者。这批汉简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两汉与王莽时期的法律、行政文书传递、边郡制度、屯戍活动汉匈关系、数术历法、医方佚籍等各方面的内容。这批汉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应属出土的两部完整的册书，其中一部为王莽时期的边郡士吏的行政规章制度，记载了大量处罚渎职人员和奖励有功人员的律令；另一部为王莽时期下达的赦令册书，许多内容涉及新莽朝与匈奴的关系，对于填补新朝时期汉匈关系史料之不足以及纠正史籍记载之谬误，弥足珍贵。额济纳汉简中也包括不少汉代账簿。这些账簿是逐级上报的，有一天一报的“日报表”，一月一报的“月报簿”，一季一报的“季报簿”，一年一报的“年度簿”等，这些簿录对研究汉代戍边之地的财政制度意义重大。
另外，这次还出土了王莽登基诏书残简，经整理其文如下：“……父母为天下至，定号为新，普天之下，莫匪新土，率土之宾，莫匪新臣，明……”。这段诏书残简文字的意思是说，普天之下都是新朝的土地，率土之宾都是新朝的老百姓。其中最为引注目的是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修改为“普天之下莫匪新土”，将“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修改为“率土之宾莫匪新臣”，这与王莽为自己纂汉建立新朝寻找儒家经典作为历史根据，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王莽是两汉以后靠篡位登基的皇帝，在位１６年，建国号为新朝。据《汉书》、《史记》等文献有限记载，王莽是一位以改革而自称的皇帝，大到两汉制度、小到地名，他都曾改过。但由于有关新朝及王莽的记载文献很少，致使这段历史鲜为人知。额济纳汉简中王莽登基诏书残简的发现，可补史籍记载之缺，对研究王莽本人和新莽朝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七、其他秦汉简帛的整理研究
关于张家山汉简，李学勤先生参加了《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历谱和遣策的释文与编联工作。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由李学勤定稿。他先后撰有《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奏谳书>初论》、《<奏谳书>续论》、《<引书>与<导引图>》、《<算术书>介绍》、《<奏谳书>解说》（上、下）、《<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说张家山汉简<史律>》等文。杨振红撰有《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苏辉撰有《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补证》一文。本人写有《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一文。蔡万进撰有《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一文。
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研究，李学勤撰有《论上海博物馆的一支<缁衣>简》、《<诗论>说<宛丘>等七篇释义》、《<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语丛>与<论语>》、《<诗论>的体裁和作者》、《<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论楚简<缁衣>首句》、《释<性情论>简“逸荡”》、《<诗论>与<诗>》、《谈<诗论>“诗亡隐志”章》、《上海博物馆<诗论>简“隐”字说》等文。姜广辉撰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几个古异字的辨识》、《三读古<诗序>》、《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等文。
关于上孙家寨汉简，朱国炤先生参加了上大通孙家寨木简的整理工作，撰有《上孙家寨木简初探》一文。关于临沂银雀山汉简，有李学勤《<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论银雀山简<守法>、<守令>》、《<田法>讲疏》、《<市法>讲疏》、《<唐勒>、<小言赋>和<易传>》，罗琨、张永山撰有《读临沂汉简孙武传》，陈汉平撰有《关于竹书《齐孙子·禽庞涓》之“禽”字》等文。关于武威汉简，张政烺撰有《王杖十简补释》一文。关于江陵凤凰山汉简，罗琨、张永山撰有《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一文。关于郝家坪秦牍，李学勤撰有《青川郝家坪秦牍研究》一文。关于楚帛书，李学勤撰有《楚帛书中的天象》、《再论楚帛书十二神》、《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论》、《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鶡冠子与两种帛书》、《论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残片》、《楚帛书与道家思想》等文。
关于包山楚简，李学勤撰有《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包山楚简中的土地买卖》等文，赵平安撰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一文。关于郭店楚简，刘乐贤撰有《郭店楚简<日书>研究》一文。
关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李学勤撰有《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定县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试论八角廊简文子》、《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等文。
关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李学勤撰有《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一文。
关于长台关竹简，李学勤撰有《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一文。
关于国外木简，有李学勤《英国出土的古代木简》、王育成《日本桑津木简符咒考释》等文。关于其他，有赵平安《秦至汉初简帛文字与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证》、《夬的形义和它在楚简中的用法》，谢桂华《百年简帛》（上、下），李凭《1998年简牍整理与研究述评》，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卜宪群《二十世纪末简牍的重大发现及其价值》，《二十世纪的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等文，以及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一书。
八、简帛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工作
几十年来同仁们的辛勤努力，奠定了我所简帛研究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经院批准宣告成立。中心是一个打破单位、地区界限的、开放性的简帛研究前沿阵地，它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联合国内外同仁共同从事简帛研究。中心聘请著名学者张政烺、李学勤担任顾问，大庭脩、裘锡圭为客座研究员。多年来，中心本着“推进学术、加强合作、提高水平”的宗旨，致力于简帛学科建设、新出简帛的整理研究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交流，成效显著。
中心成员先后参加了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居延新简、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额济纳简等简帛整理工作，并出版了相应的整理成果；中心负责主办《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译丛》两份简帛研究的专业性刊物；中心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作举办“郭店楚简研讨班”，并联合与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新出简帛研究丛书”；中心还与文物研究所合作举办“张家山汉简研读班”。目前，中心已与日本、美国、英国、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多次进行过学术交流、合作、互访活动。
中心在筹备时期主要参加了居延新简的整理工作，主编并出版了《简帛研究》第一辑。中心正式成立之后，主编并出版了《简帛研究》第二辑、第三辑以及《简帛研究2001》，《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和第二辑。作为中心的负责人和刊物主编之一，我想顺便提一下《简帛研究》刊物的创办经过。可以说，创办《简帛研究》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早在1979年，当时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主任的林甘泉先生让我具体负责《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时，我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编辑出版《简帛研究》。自从1991年夏季在兰州召开“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这种心情便尤为迫切。1993年3月中旬，承蒙法律出版社鼎力赞助我们创办《简帛研究》之后，迅即分别向海峡两岸和国外长期从事我国古代简帛整理、研究的部分前辈和同仁组稿，截至五月中旬为止，除个别先生没有联系上外，所有约稿均从天涯海角寄到北京，按照预定计划编辑加工完毕，如期发稿。从开始组稿到最后定稿，为时整两个月。《简帛研究》第一辑，承蒙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古代简帛研究的老前辈张政烺先生题签、题词；著名前辈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题笺、撰文。由著名学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的李学勤先生亲自撰写前言。在百忙中为我们惠赐稿件的，不仅有众多海峡两岸和国外长期从事我国古代简帛研究，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前辈或当代著名学者；而且有一大批正在从事我国古代简帛整理和研究，并已取得杰出成就的著名中青年学者。
《简帛研究》第一辑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辑成功，充分说明举世携手合作研究我国古代简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宣告以往各自隔绝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李学勤先生在《简帛研究》第一辑《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迫切需要为简帛研究开辟一处专门的园地。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们尝试迈出的第一步。首先需要说明的，我们在标题上采用了‘简帛’字样，是想强调内容兼顾各种简牍和帛书。我们希望这一园地的范围尽可能广阔一些，使各方面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能自由地参加进来。学科越分越细是目前学术的一般趋势，但越划分，也就越有彼此沟通融会的必要。同一问题的商榷讨论，更能促进研究的进步。”到目前为止，《简帛研究》已经出版了第一、二、三辑和第四辑（《简帛研究2001》），第五辑（《简帛研究2002》）将于近期出版。《简牍研究译丛》已出版第一、二辑。尽管编辑出版刊物经常遇到经费短缺、人手紧张等困难，但是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把这两份刊物长期办下去，以期为简帛学的繁荣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目前，中心正在从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2004年基础研究重点课题“荆门郭店楚简研究”。（二）编辑《简帛研究2002》，预计年内出版。（三）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简帛研究丛刊”系列丛书，第一辑包括10部著作，《汉简研究》（[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一书业已出版。《汉代行政文书记录》（[英]鲁惟一著，于振波、车今花译）和《居延汉简研究》（[日]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两书将于近期出版。四是参加整理额济纳汉简，整理成果也将于近期出版。（四）招收培养学生，目前从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的博士后即将出站。中心其他成员将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研究，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中心的马怡先生多年来一直在默默从事《简牍帛书词典》的艰苦工作，她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让我感佩不已。
最后，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多年来对简帛学研究和简帛研究中心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不仅各级领导对中心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十分关注，而且所各职能部门也给予了中心很多支持。一些大型会议都是在院、所领导的关心下召开的。1991年夏季，为了交流海峡两岸和中外学者的简牍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简牍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在兰州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16日至19日，为了纪念简帛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沙市文化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数十个单位协办）了“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100余篇，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对百年简帛研究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也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