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恩虎:革命不是文明的动力

——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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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对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颇多微词,称他们的思想为"建构论理性主义",似乎他们宣传的民主是传统自由主义的破坏者,是极权主义的理论前奏。"这就是伏尔泰、卢梭、孔多塞和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342)但对托克维尔却异常推崇:"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51)哈耶克自述其《通往奴役之路》的书名:"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38)托克维尔对欧洲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影响很大,波兰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亚当·米奇尼克甚至提出要建立"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01)

机械生产带给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别的符号――"革命"!"尼德兰革命"揭开序幕,欧洲思想家在几个世纪时间不断充斥其内涵: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法国的民主浪潮、德国的民族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革命"也迅速在世界蔓延。中国革命的输入地有三:日本、俄国、法国,日俄革命是一种应用,日本输出的革命理念是早期的英美革命的变种,俄国革命的本源是法式革命。法式革命在上个世纪中期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向巅峰!而最早对法式革命进行深刻反思的便是在这种革命波澜中生存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2012年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时间这本书在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成为阅读热点。中纪委书记为什么推荐这本书?众说纷纭:"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说明旧制度因为腐败不得人心而崩溃;一方面也警示,社会的动荡和怒火也会使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读读这种经典,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具有清醒的理性、历史的纵深感和宽阔的政治视野"。(《港媒:王岐山谈<大革命>背后深意》,《环球时报》2013-01-20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1-20)王岐山先生是读历史专业出身的,应该肯定:他对民众情绪和革命的破坏性有清醒认识,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清除政治和社会腐败。

托克维尔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正是这三重学养使他在利用自己十多年搜集辨析的资料进行著述时,没有陷入历史考证或事件人物评价的世俗漩涡,而是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通过史实分析进入理性的现实沉思!沉思法国、沉思旧制度、沉思大革命。旧制度真的是一无是处无法弥补、必须摧毁吗?革命一定是发展的必然、是实现民主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吗?法国是近代民主思潮的诞生地,是"大革命"的摇篮!"巴黎公社"吹响了无产者暴力夺取政权的号角。但他亲历的客观现实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政府,建立的却是一个比原先更为强大和专制的新政府。托克维尔在书的前言提出这样的思考:"这个新政府是怎样重新获得并集中了全部的权力,扼杀付出很高代价才换得的一切自由,留给法国人民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自由表象?"(p19)"只要大革命成功,酝酿革命的前因就会消失,而革命本身变得让人难以理解"。(p30)大革命的荒诞结果,正如诗人荷尔德林(F·Holderlin)的描述:人民激情澎湃地"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往地狱之路"。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问题,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得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革命"一词是近代以来最具有震撼力、杀伤力、鼓舞力和影响力的风云名词!然而它的概念却一直极其混乱。似乎弱势对强势、新对旧、小对大的反抗都可以称之为革命!革命被宣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暴力结合,血雨腥风,摧枯拉朽,横扫大半个地球。在中国,一度"革命"和造反同义,成为文明的巨大破坏力量。就中文解释,"革命"包涵"重生"和"消灭"两重意义,《易·革·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在应用中,往往强调的是后者。三百多年来,革命的历程是极其复杂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称之为"民主革命",法国和东方大多数国家通过暴力斗争,浴血奋战,而英国却将他们的妥协称为"光荣革命";民族国家独立,称之为"民族革命",美国和一些殖民地通过武装斗争独立,而澳大利亚等国家却自豪地说:我们是没有流血而独立的!印度南非等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争取独立。实践证明:文明是一个持续演化过程,在制度更新和转化中,暴力革命只能是一种破坏,后果是文明的反动!正如托克维尔书中所言:"旧的制度为大革命展示了很多的模式,大革命只不过是把它特有的残暴纳入其中"。(p199)"与其说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政权,倒不如它是从一片废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只不过这片废墟,是由大革命造成的罢了"。(p34)"对于整个法国而言,有太多的社会遗产。这其中不乏民族情感、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思潮,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国旧制度的主要部分。法国人民甚至连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们身上承袭了这部分内容。甚至于,他们所发起的大革命,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也是那部分旧制度。虽然他们很不情愿,但客观事实却是,他们使用旧制度的破转碎瓦,建造成了新社会这座大厦"。(p15)"在法国,那些最新诞生的制度,居然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p82)别有用心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总是要用一些诸如"大势所趋""时代潮流""不可避免"等等来蛊惑人心。哈耶克说得好:"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73)哈维尔在《給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有句话:"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4)"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同上,p83)托克维尔论及大革命的后果时也说到:"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妒意与恨意却留存至今"。(p125)波兰思想家、《选举日报》主编亚当·米奇尼克提醒人们:"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看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23)

人类文明体系由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构成,文明演化是从底层开始系统变革的,根本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是观念的更新。而革命在运作层面都是利用情绪打破制度的,控制人们的观念是必须的手段!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道路是极其艰难的!不改革,革命难免;改革混乱,也很可能引发革命。托克维尔感慨当时的法国:"那些最有必要实施的改革,政府极少尝试,即使尝试了,也总是浅尝辄止,而要想改革成功,没有坚韧的意志力是绝对不行的"。(p90)

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造成权力高度向上集中,形成权力结构的"倒金字塔"状。在空间上也一样,各种功能向政治中心集中,形成首都全能独大,中央与地方关系病态扭曲。托克维尔在书中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他引用米拉伯侯爵1750年的一段话:"不设首都是不行的;但若头部高度膨胀,就会引发中风,将身体完全摧毁。其他省份若沦为首都的直接附属,那么那些省份的居民便相当于成了二等子民。若是将国内的人才全都吸引到首都,不给那些省份的居民留下任何追逐名利的机会,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p95-96)"头一回见到有人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切割自己的祖国"。(p97)一个超级首都,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可能就是政权的坟墓。

民主本质上是保障国家对民众的尊重。但尊重的应该是民众的利益、合法权力和理性,而不是受制于民众情绪!每一个国家都有民族性格,有民众时代的社会情绪,复杂的社会情绪也可能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也可能是颓废的虚无主义或激昂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比如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很开明的,巴士底狱已经没有政治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的人物,路易十六已经释放。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因为老百姓情绪激昂,流传那里面关押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民众情绪的泛滥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是工业化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托克维尔说:"从本质上来说,无政府主义是法国革命的特性"。"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原因在于一切现存的权力,一切公认的势力,成为大革命攻击和摧毁的对象"。(p33)因此,集权化国家的民主改革,保持国家理性至关重要,绝不能被社会情绪或利益集团的扰乱绑架!对于民众来讲,对现实不满,请记住托克维尔的忠告:"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政治社会沦落到野蛮状况的时候,正是市民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p41)

2015-3-2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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