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大陆儒家、狂热分子与群众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8 次 更新时间:2015-05-04 10:24

进入专题: 儒家   狂热分子   群众运动   董仲舒  

顾如  


摘要: 董仲舒处在先秦孔孟儒家发起的平民革命,向唯一执政党转换的关节点上。从此儒家成为“更为成熟的”儒家。董仲舒构筑了整套集权愚民思想。通过与统治者结成同盟,使儒家成为唯一执政党或者专业官僚层,也就是权力孳生物的学说。


近期大陆所谓新儒家颇为闹腾,似乎各有主张却都推崇董仲舒。某“2014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认为:“2014年……中国大陆政治儒学渐成气候,回到康有为成为一时焦点。康有为思想的启发性在于,古典时代的制度资源,有必要作为“政治准则方面的考量”加以援引。台湾学者李明辉则表示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作为港台师辈新儒家直接拥抱自由民主制度的调整方案,李明辉从儒家具有社群主义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与原来文化相调适的角度,继续主张儒学与自由主义联盟。相形之下,大陆新儒家似乎野心更大。在抽象地析出现代化问题之后,他们试图直接回归儒家政教传统而另起炉灶。公羊学而非自由主义,成为最值得借鉴的儒家制度理论之大宗”。

那么董仲舒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东西是些什么呢?由于董仲舒其人其说在民国以后被儒家本身唾弃。儒家之外的其他人自然也没有兴趣对其进行了解。结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被儒生们独享。研究孔孟荀儒家、唐宋以后的理学心学儒家等等,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人们的不感兴趣,将研究传统的权利交到了儒生们独享。这种做法非常错误。做为浸淫中国人2500年的历史意识形态,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因为人们的无视而自行消失。人类在反思错误之中发展,人性自大自美,没有反思就没有学习。而且拱手让出研究权利,导致儒生们能够自行美化、片面宣传。让丑恶假借虚名继续流传。儒家学术群体以裙带相荫为特点,皆为门生故旧。指望他们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也是不现实的。蒋庆在92年应运而生,从心性儒学转型为所谓公羊家,并非没有其根源。

回答董仲舒是谁这个问题,需要从华夏传统和孔子谈起。否则同样无法认清董仲舒这个人。认清了董仲舒,也就认清了蒋庆为首的所谓大陆新儒家。笔者《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上)》,讲述过先秦到董仲舒儒家的流变过程。此处做简单重述。

孔子被儒生指称出身于宋国贵族之后。实际上其父叔梁纥仅是一守门吏。而当时的守门人全部由因犯罪而残疾者担任。不管怎么说,孔子出生后生活在曲阜阙里。当时的下等人聚居区。孟子也差不多。在孟母三迁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孟子出生在丧葬业聚居区。其他早期儒生几乎全部出身低下。主要由商朝遗民构成。孔子等人适逢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之机。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人们不愿意再遵守周朝的严格等级制度,不再愿意遵从周朝的严格的国民等级制度。这是两个层面的等级制度,都与氏族裙带有关(世袭)。前者指贵族层内部的严格等级,后者指氏族、民族之间的严格等级。孔子等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为统治者服务。同时他们需要改变华夏的学术传统,打击当时的贵族层。暴力革命在鲁国刚建国之时已经尝试过了,遭到了失败。可能更进一步降低了商朝遗民的地位。孔子们采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文化革命。体制方面则通过尊君集权,更好地为君王服务,去打击贵族层、取代贵族层。孔子隳三都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制转向集权的开端。孔子们创造的学说,特别是儒家孝道和移孝为忠说,恰恰是为集权服务的。《尚书》《诗经》皆称百姓为“民父母”。早先的老子、后来的墨子也称百姓为父母。而孔子等人则将“民父母”一词解释为君王是百姓的父母。由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管子》书中还记载了儒生拦路哭丧,向齐王表现自己有孝心的事件。由此整个先秦儒家经典,都浸透了这种君臣父子观念。《论语》中孔子称,为士者君命第一。孔子等人选择的为君王服务路径,类似普通平民的为国而战。我们也许不应该从道德方面去谴责他们。然而由于他们通过知识为君王服务,却深刻地改变了华夏的社会体制和文人们的精神气质。

孔子等人即使具有这样的服务性,仍然遭到排挤。原因是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侵犯。孔子的敌人,全部是贵族,还有一个为贵族服务的阳虎。连被儒生称为贱人之学的墨子,都没有这么多贵族敌人。孔子在世的时候,贵族阶层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孔子及其弟子们一直失败。被嘲笑为“儒”——傻瓜,先秦除了儒家之儒,其他儒字全部是“侏儒”——同义词连用。在孔子50岁的时候再次周游列国求官失败。然后就有了孔子、子贡煽动中原六国混战事件。而之前的战争,虽说不算义战,而总需要有些吊民伐罪之类的义名。侵占土地被称作吊民伐罪的酬劳。孔子之后,从战争形态看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

笔者这样表述历史,也许会让人们产生错误印象。孔子等人难道是些附权的小人吗?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仅仅是些附权小人,就不会产生那么大影响了。实际上孔子等人是有着高尚理想的一群人。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这种高尚的口号,连墨家都提不出来。实际上孔孟等人是一些有着远大理想的革命者。他们的理想就是经济上的均贫富。他们认为应该回归氏族公社的井田状态。土地有君王所有(公有),由官员(他们自身取代了贵族层)给百姓分配土地。体制上的仁善集权,还有“选贤任能”的阶层流动。所有主张都以平等为指向,只是他们同时认为平等需要一个仁善的集权政权(君王)而已。马克斯?韦伯曾讲到过孔孟这种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这种人,奉信“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因而会按照伟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而不会考虑他点燃烈火的最终结果。显然,孔子们,满怀仁爱的道德激情,甚至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宁愿选择“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牺牲,跳入信念的烈火。儒家秉持的“性本善”说为“信念伦理”提供了最佳支持。而前面提到的孔子等人的一些表现。为君王服务,并为之造学,煽动各国混战等等。只是孔子等人革命历程中的“因势而为之”,甚至可以说“不得已而为之”。为了伟大理想,手段只能是次要考量了。正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如果真正遵守尊卑有等的周礼,那么孔子们永远没有出头机会,永远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本于自心的认识论,认为做事情只需要扪心自问不亏心即可。实际上造成了道德的全面崩溃,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言:“文化革命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积极促成的。所有的运动千篇一律是由文人为其前导”。用于观察孔子们再合适不过了。孔子正是霍弗所说的“心有不平的言辞人”。正是孔子首先喊出了礼崩乐坏的口号,宣称这个社会已经坏掉了。孔子等也正是无产文人,其自称“天生木铎”正是天生的标杆含义。我们读孔子,可以看到其愤懑;读孟子,也可以看到其愤懑;读荀子,还是愤懑。第一代孔子门徒,已经认为孔子高尚应该成为天子了。

孔子一出手就是“礼崩乐坏”,深合运动之道。但是在当时我们看到各路诸侯还是能遵守惯例和契约的,并没有达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至少是礼制的精神--遵守惯例和契约没有被破坏。仅仅是周室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其实周室当时已经无德霸据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各诸侯国还是能在齐、宋等五霸的带领下共尊周室。战争中诸侯们仍然遵守“不渡不击”“不阵不击”“胜不逐奔”的规则。孔子本人就利用齐王对惯例的遵守,在齐王面前杀掉了齐王的优伶。孔子的“礼崩乐坏”说,开启了“这个社会已经坏了”的序幕。而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大多是些破落户,而且他们的目标指向为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否定当时的社会,要求由自己去担任各级官员。事实上儒家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在为自己应该当官做辩护。比如百姓不自知的君子近道说,本于自心的仁义,君子不器等等。与儒家高喊的“大公无私”“舍身取义”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孔子及其门徒又符合了霍弗所说的运动人格: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早期)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失意者”;“(失意者)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恶自我的人”;“(失意者)通过认同于意见神圣失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逃避自我”;“他们把自利看作是堕落邪恶的、不洁不详的”。“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春秋末期部分的“礼崩乐坏”和战争,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产生确实能制造一些失意者。孔子则成为了那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人。“推己及人”的仁,为他们提供了诉求的正义性论证。“君子不器”说,为他们提供了不遵守社会契约依照自己主观意志行事的合理性依据。“君子近道”说,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获得神圣。“大人喻于义,小人言于利”,不但符合失意者厌恶“自利”的心理,又能为他们提供高人一等的感觉。儒家成为了失意者的精神归属。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失意者只有将自己混入人群,才能彻底地忘记令人讨厌的自我。所以他们主动地需要纪律性约束。而儒家的大公无私说就驱使人们忘记自己。孔子在实践中又推行专制制度,恚三都搞集权;杀少正卯、杀齐王的演员等血腥手段。向人们演示了权力和追求权力、服从权力的优越性。以血淋淋的的少正卯的人头,威吓自己学生们不得背叛;同时也用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拉拢自己的学生们。孔子的学团,其核心学生居然能一辈子追随在他的左右,完全将其视为了神——圣人。正是孔子娴熟运用运动手法的结果。礼乐制度原先只是贵族之间的契约礼仪。但是孔子抽掉了礼制的契约精神核心,将之运用于“教化”学生和民众。礼乐仪式的作用是为了同化三王、三代之时天下各部落、民族之用。我们想象希特勒的大型军乐队和大型群众集会,就会明白礼乐仪式的作用。儒家荀子正确地论述了礼乐的作用:“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乐论》)”。也就是说“乐”的作用是教化人们,使人们失去个人意志,像军队那样整齐划一。孔子将之运用于教化民众,就为社会的失败者们提供了能够忘却自我藏身集体的庇护所。这是每个文化革命运动都必须的东西。

可见,孔子为儒家的平民革命运动提供了所有需要的元素,开创了儒家对华夏传统的改造运动。而且孔子所处的时段,恰值周室学官集体随王子姬朝南逃。天下出现学术真空。这使得孔子等人更加畅通。直到墨子出世,才出现了第一个有分量的反对者。然后是杨朱。但距离孔子儒学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好斗的言辞人在攻击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孔子等人的打拼,还真使得春秋后期的人们产生了对信仰的饥渴。子贡的解决方法是,树立孔子为新的神像。宣扬华夏传统上天信仰的墨家和宣扬新的天道观的杨朱学派,能够脱颖而出恐怕也有这种因素在内。

当文化革命运动逐渐形成势头,那么就会需要一些疯狂的人来领导。这些疯狂的人必须具有绝对自信、绝对自我的特点。也就是希特勒式的人格。此时横空出世的人就是孟子。当时的传播手段不发达,“礼崩乐坏”需要长时间宣传才能形成大范围的羊群效应。而且子夏这些比较务实的孔门弟子,也开始通过实务来实现儒家理想。这就破坏了儒家的狂热性。儒家没有狂热的支持,就不是杨、墨、老这些主张保持华夏传统的学派的对手。以至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讲求道德的子思一系孔门弟子,却保持了儒家的狂热性质。自以为道德又不进行实践的人,当然不会失败,从而保持其自信和狂热。

孟子与孔子一样,一出手就深合文化革命运动之道。他表现得非常自我和自信,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甚至喊出“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继承了孔子团结学团的方法:制造敌人。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宣称当时风行天下的杨墨之言是禽兽之言。用激情和道德大棒与各家辩论,用大义、大公无私、浩然正气压制各家。可他的大义和浩然正气不过是他“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罢了。孟子的狂热和脱离现实在儒家法制派荀子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评价。荀子将孟子等狂热分子称为“鄙儒”。荀子说:“(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后世儒家一直延续了这种用道德大棒的“说理”传统,用道德扼杀理性。先秦最优秀的逻辑学家公孙龙子,就惨败于孔子6世孙孔穿的道德大棒之手。孟子在劝说滕文公时,向滕文公强调:要别人相信,首先要使自己相信。这是典型的煽动家语言。在孟子看来杨墨不过是被驱赶的家畜,驱墨则归杨,驱杨则归儒,自信到了顶点。与孔子自称的“天生木铎”相比还要厉害。但是“忠实信徒的行为无论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个恭顺顺服的人(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高喊“民贵君轻”口号,却又自我矮化,将华夏传统矮化成了“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奴才之忠。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要是我们能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而孟子正是儒家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位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被今儒津津乐道的话,在原文中很可能只是引用前人。被用于证明:“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话是典型的“致命的自负”,不但违反共和之道,成为平民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天子,那么最佳选择就不是“得乎丘民”而是“得乎天子”“得乎诸侯”。也就是向权力邀宠。孔孟这些“政治上的稚童”在信口开河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平民主义和邀宠这两种“致命的自负”的后果吧?孟子“四端”说改编自杨墨。发扬了孔子的推己及人说,声称“仁义皆本于自心”,将极端主观锁定为儒家的人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的作用在于集中儒家各个流派,竖立墨道这两个敌人。煽起了各家的大论战。所以,孟子的出现将儒家重新带入了狂热,将狂热推向了高潮。从此儒家开始了对其他各家的横扫。连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等学者云集的地方,也开始由杨墨掺入儒家思想。其教民、养民思想不但深合君王所需,而且要符合人们的本性。当人性被煽动泛滥起来以后,人类自身就很难抵当了。

哈耶克早就发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极左翼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极右翼的纳粹分子,同样,极右纳粹也很容易转变为极左,并且这是双方的宣传家们都清楚的一点,因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招募对象。阿伦特也指出,希特勒早就发现了自己领导的纳粹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问题就出在这里:“运动中的人们往往被更高组织程度的新的运动吸引(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担负吸纳任务的人是儒家的一个分支:法家。钱穆甚至认为这个分支是先秦儒家的主流。钱穆先生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张京华先生认为:“孔子和孟子共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荀子承前启后,正处在儒家思想源流的一个转变的环节上;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实际上是以法治的具体政治主张,继承和实践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儒家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法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法家,儒家是法家的思想基础,法家是儒家政策、制度主张。在国学研究者中是公开的秘密。不允许说穿,说穿了儒家面子上不好看。《中庸》记载孔子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明明白白的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主张。而据儒家考证,《中庸》篇出于子思学派,甚至又说正是子思所做。《中庸》篇正是从儒家的圣人通过推己及人能知天下学理,推导出上述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结论。商鞅等所谓的法家人士,正是儒家的行动派。商鞅等儒家法制派的出现,先在魏国变法图强,后在秦国基本实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借助秦国最终完成了华夏的大一统,生产出第一位皇帝。最初的时候主要是儒家子夏的西河学派人士。这些人提出的耕战政策,使得人们获得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最大目标:有机会获得爵位,有机会获得田产。通过耕战制度,法家成功吸纳了儒家运动的成果。将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互相吞并和战争。其中吴起和商鞅是他们之中最拔尖的人物。墨家告子、宋钘等人在齐国驱逐孟子。巨子孟胜死于围攻吴起的战斗中。魏国的儒家执政地位,后来被墨家惠施夺取。而墨家在秦国的夺权活动,则由于商鞅法制从来没有遭受大挫折而失败。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败,也是整个华夏的失败。由于秦国高度组织性的优越性,其他各国也不得不以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对抗秦国。最终各家都很难独善其身。二战时期的世界各国,显然比中国战国时代的各国头脑清醒。并且幸运地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否则难保当今天下也进入儒家式社会呢。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一个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敌友。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旧秩序用于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段话用于考察汉朝儒家最为合适。经历孔孟文化革命,到儒家的大一统政治实践。儒家通过屠杀道术诸子,使得天下学者凋零。儒家学者能言古籍,迅速占据了学术领袖的位置。儒者王威冒着被尊崇黄老的皇上、太后杀头的危险,成功俘虏年幼的汉武帝刘彻。然后大举“亲亲”之策,引入自己的师兄弟们把持朝政。特别是引入了大儒董仲舒,改造天道观念,提出天人合一主张为宗法集权专制制度论证。成功俘获汉武帝是儒家取得的转折性成就。在官方支持和组织下,儒家又通过白虎观密谋修改各家经典、修改华夏传统治道所涉及的概念,使后世的人们很难读懂先秦其他各家古籍。独尊儒术,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利用集权专制彻底打垮了其他各家。实现了宗法集权专制下,由儒生控制人们思想、控制社会的理想。董仲舒等人建立的社会秩序,正如霍弗先生所言。是一个儒家思想为底子的大杂烩,政治上儒法并用,政策上各家混用,什么顺手就用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兼取百家之长”。然而,一个专制的大脑所驱动的能不是专制吗?儒家越是吸取华夏传统的治理技术,为害就越大。再经过王莽复孔子所言周礼的失败,儒家也还成功保持了对儒家“伟大而高尚”道德的激情,彻底变成了由官僚集团和后备官僚组成的宗教。至此由孔子发起和创立的“政治上的稚童”儒家运动,走完了“奴役之路”的全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华夏民族送入了被奴役的深渊。而王莽的恢复周制的失败,使儒家彻底没有了其他制度主张,成为宗法集权专制的忠实捍卫者。

当我们厘清了先秦儒家到董仲舒的整个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董仲舒是一个什么人。董仲舒为什么能应运而生。也才能明白当今儒生为什么要推举董仲舒。最近有个“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其中总结说:“(董仲舒)构建以“天人感应”为主轴的理论体系,被尊奉为‘儒者宗、群儒首’;他通时达变,倡导更化,三次对策,变黄老,崇纲常,强烈主张大一统,确立了两千多年社会基本秩序”。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是将思想统一于《春秋》。是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所讲教化,教是手段,化是目的。化字,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本义:变化,改变。《礼记·中庸》:变则化。《荀子·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所以教化实际就是现在的流行词“洗脑”,是社会多样性和自由的敌人。而孔子等人的集权主张与活动,也使得封建制不再成为可能。撰写《过秦论》那位儒生贾谊,提及了秦国不行分封。然而他两年之后又上书要求削藩。原因很简单,儒家主张的是那种养小白兔式的,仁爱性质的分封。他不允许诸侯、贵族对君王有制衡能力。这种前提下,即使有分封也不可能长期稳定。因为那个权力太大了,也太诱人了。然后儒生们就可以用现实不允许分封,去论证不能够分封。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论证自己。所以儒家的大一统不但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还是体制上的大一统。

儒家的这种特质,显然违背自由人性。明代县志有个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可见儒家只要离开政权支持,就不会有什么人接受。自觉保持的是那些乡绅。原因很简单,儒家学说本就以收买、联合权力者为特点。子孝于父,敬而不违。然后再孝于君王。这种单向服从,很是符合权力者需要。家父被收买成为教化者,族长被收买成为教化者。人们不服从则遭到大一统国家强力机器的镇压。儒家通过这种手段,使得家庭、家族皆成为愚民训练营。将其教化直接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组织。当今儒生称“乡村自治”,如果理解成西学中的自治,那么就只是个笑话。其原理与蒋庆的通儒院设计相同。当存在一个绝对权力,这个权力规定好了正确思想,失去了制衡,哪里可能存在什么自治和宪政!真正自治了,就会遭到朱熹之流的裹小脚教令。而朱熹走后不久,那些福建边民们不又丢掉了裹小脚陋习嘛。有其他思想,就会遭到韩愈、李斯之流的杀诗书、辟佛策。当今社会已经是商业社会,人们到处迁徙流动。而且已经是以自由结社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儒生要求回到所谓家族、乡村自治,不是太奇怪了吗?公域的集权和私域的自治能够相容吗?唯一的指望是统治者的仁慈。这也是儒家所有制度主张的基本假设。否则儒家制度主张都不成立。

蒋庆曾经有个演说,称左右皆失败。唯有儒家能胜任当今。称“(儒家)思潮所具有的优秀的特质、包容的性格、历史的智慧、本土的资源、悠久的学统、精深的义理、博大的襟怀、应变的能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化解时代的危机,解决时代的问题”。其中除了“本土的资源”和“悠久的学统”、“应变能力”之外,结合前面所述内容都可知是信口开河。也许儒家有“应变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学说。却必然需要通过欺师灭祖形式。孔孟荀董皆糟粕,背离他们是正确方向。然而当今儒生却要人们去读经的,再被儒家经典愚化。儒生对儒学的美化,结果就是形成了口蜜腹剑格局。港台儒家试图改造儒学,与西学对接。他不可能成功,只可能事与愿违,原因也在这里。中国的现代学者,也很有一批人受姚中秋影响。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是从西方来了,比如说我介绍的哈耶克、大家谈论的洛克、罗尔斯,甚至于说卢梭,这些理念都是西方的。但是,这个理念如要对现实发挥一定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给自己营造身体的过程。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一个现实存在的形态。那你就需要把它植入到中国文明的身体之中去,然后让它获得一个活生生的形态”。这种假道伐虢企图不可能成功。原因就是那么简单,儒家的所有东西都必须通过说谎改造才能“对接”。那么就必须避免人们去读儒家经典,避免人们通过那些儒家词汇与人们脑子里的固有意识产生共鸣。其实当今这些现代学者的想法,也就是借助儒家作为路径。这种做法在先秦墨家已经实践过了。墨家《大取》篇认为「诸陈执既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也就是我去改变他主张的那些东西的内里,那么他就被我所改变了。是不是与某些现代学者的想法相同?墨家《尚同》篇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墨子说:「“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你要上同可以,但你得首先尚同(取同天下之义而执之)。墨家还认真定义了仁、义、恕等概念,改天命为天志等等。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被屠杀殆尽。而且经过儒生之手修改之后,还可以把责任推脱给你。

比如民主,人们直接反应就是“民做主”、“民贵君轻”之类。那么民主就必然需要被批判。正确的民主、人民主权观念应该是墨家所言的「人有治南北」。是使每个人的义都充盈天下,具体表现为法律自治。至于体制方面的民主,正确观念仍然是墨家的「圣人之利天下也,其类在礜石」。即政权应该干的事情是除害,而不是求利。那么利用民主制度——投票权应该干的事情就是消极自由的“防止别人上台害了我”。而不是积极自由的“选出贤者为我谋利益”。由于儒家2500年的教化,其观念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试图借助儒家词汇表述现代观念的努力都会失败。蒋庆、秋风等儒生声称儒家的道德与普适的道德不一样,要搞特色。实际上等于说:儒家道德不普适。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宣传儒家道德?道德这个东西,并非习俗。习俗各个人群不同。道德的表达形式可以不同,顶层的一些特点可以不同。但底子必然是相同的,那就是墨家所说的兼爱非攻、交相为利。或者说,要充分沟通(先知,意相也),不要害人(非攻),要爱所有人(兼爱)。只要违背这三点就是不道德的。而儒家的裙带仁、自心义、专制礼、君命信,恰恰都违反了道德的底层三原则。如果读《礼运·大同》篇,其中更是把义定义为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单向服从。所以根本不可能借助儒家词汇去完成对接。你对他说“爱”,他就必然反应为儒家式的亲情之爱。儒家、甚至中国的现代学者批评墨家兼爱,不就以亲情之爱为基本假设吗?他们理解不了爱,理解不了爱实际只是人与人的共鸣心(「体爱也」),只是祝福(「志以其为芬」)。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墨家的兼爱说。你对他说“利”,他就必然反应为儒家式的施予之利。他理解不了遵守双方契约、社会契约就是在利他。「义,利也」。「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被天鬼认可那么就是利天鬼,被人们认可那么就是利人。按照儒家的利概念,就不可能有消极自由的执法政权,而只会有父权政权,顶多可以有慈父政权。姚中秋自称“仍然是自由主义者”,然而却大谈美国选出了小布什这种笨蛋。称美国做不到选贤与能。这非常奇怪。墨家虽然也讲尚贤,但贤者从事的领域是法律服务,而不是当今所讲的政府呀。美国要一个贤能的总统干什么?他们的总统在国内几乎没有权力,只是个儒生嘴里的“影帝”。哪里需要什么贤能呢。

不过姚中秋说:“需要把它植入到中国文明的身体之中去,然后让它获得一个活生生的形态”。这个话还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试图借助儒家,而要另寻他途。产生于华夏封建时代的道家,产生于工商人群的墨家,或者说华夏传统本身就适应现代。西学不也产生于封建和工商人群吗?现代制度,简单一点表述,实际上就是封建制再经过了工商人群加以完善改造。儒家通过偷换华夏传统概念,完成了对华夏传统的革命。他不但有当时老子等学者隐居避祸的学术真空条件。也有删改诗书、历史的手段。还有邀宠于统治者的手段。这些条件都不是当今所能具备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批儒和回归华夏传统。批儒使人们戒惧,回归华夏传统使人们的精神有所依靠。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儒家的生命信仰就是自以为“与天地相参”、“本于自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符合人性自大,以互相干涉为底色的“生命信仰”,恰恰是现代社会之大敌。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儒家道德违背道德底层三原则,恰恰是人类道德之大敌。其裙带仁更有撕裂社会、族群之神效。汉儒斥当时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西方人,生造出一个汉族。视别人为蛮族。然后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又还以颜色视汉族人为低等民族。诸如此类。当今持裙带仁的思潮,除了儒家,大概只有IS之类了。儒家人士在正常社会,确实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别人兼爱执正,而他裙带,如此则形成了搭便车现象。当今儒家学者,完全可以造出一个族谱,谁是谁的弟子,谁又是谁的再传。其他群体则不会有这种意识。即使正常社会,儒家的裙带仁仍然应该被反复批判。儒家描述的道德社会之美好、道德者之高尚,与现实之差,恰恰是道德崩溃的根源之一。而儒家社会之所以总是与其描述相差太远,恰恰因为儒家道德本来就造成撕裂人群效果;造成物质主义(施予“利”),不能有精神上的超越;造成人与人的隔阂(本于自心,足不出户、推己及人,而不是本于外和鼓励交流);造成人们对法治秩序的厌恶。儒家怎么能解决道德崩溃问题?为什么专制礼会造成人们对法治秩序的厌恶,在墨家《尚同》篇和《经下》篇都有言及。当上与下不同义,人们怎么愿意遵守法律呢。《经下》篇言:这种情况有法律就等于没有法律。社会当然失序。中国历史上人们此起彼伏的聚众反抗,在儒生看来是“维持了中国2000年的稳定”。要求人们遵守“非天子不议礼”之礼,要求“非礼勿视……”,谁不厌恶?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简》解释得很清楚。含义是教民以德,以礼乐,而不能教民以辩、艺、技、言、事。否则百姓就不服从君王了。而墨家教民以辩、以艺、以技、以言、以事、以勤俭,这是扶贫、是促进社会平等。教民以德,恰恰是愚民之教。德生于民,何须教之?须执之而已,用以保障有德者不会吃亏,保障百姓之德能够通行。圣人利天下,如此而已。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儒家主张政治制度西化呢?佛陀迦叶曾经拈花微笑以对。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当然,蒋庆绝对不愿意回到孔孟主张的官方主持分配的均贫富社会。蒋庆主张的是福利制度。主张老板们要“仁”,大概是指主动拿出钱来分给人们做慈善吧。不过孔子说过,老百姓做慈善会树立太高的道德标准,对建立道德风气不利。对于福利社会这个事情,顾如认为不妥。官方掌握再分配,如果没有一个弱政权肯定非常不妥。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弱政权呢。不可能的事情。加之儒家以获得舒适生活为目标的“生命信仰”,福利制度的结果堪虞。其实在墨家看来,分配问题不需要考虑,市场自然会解决。要解决的恰恰是对人们讨价还价能力产生干涉的那些外在因素。「买无贵,说在仮其贾。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贾宜则讐,说在尽。尽也者,尽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则讐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买卖不存在贵贱之说,原因是货币和货物之间只不过是交易关系。只要尽去双方不愿意也不得不买卖的那些因素,那么就是正当的交易了。买卖,双方会考虑价格是否适宜。只要他愿意那么就是正当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分配是否适当问题,而是货币有没有流向底层。用“分配”概念去思考,仍然未脱儒家式思维。正确的思维是“流动”、“充分流动”。通过再分配去使货币流向各个阶层,就破坏了市场机制。不破坏市场机制,又能使货币流向底层,只有流通型、服务型社会。人们大多从事流通和服务业。互相购买服务,货币自然就流动起来了。这就要求社会更充分地专业化,防止流通渠道的垄断。儒家整个儿的左派思维,却自称中道!华夏传统的所谓中道,是取同于民。用于外则是执正,不偏不倚,不参与到双方的辩驳之中,只执行双方的辩论结果。实质就是保障社会契约的执行。华夏传统的中道可以表述为价值中立,而不是由谁谁谁去确立一个“中道”。儒家的“中道”本来就不中正。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如果蒋庆所指是“求同存异”之类。那么西方甚至主张的是“有同存异”。西方国家甚至不求同。那么蒋庆怎么能说西方国家没能解决,儒家解决了呢?中国的成王败寇历史,能够支撑蒋庆所说的“不称霸”?以儒家学说的拜权和对权力的依赖,不可能不是成王败寇的结果。至今儒生遇到我这墨者也都是一个调子。不那么难听的说法是:儒家既然成功地实现了独尊,而墨家却消失了,说明儒家具有优越性。难听的说法是:小贱蹄子也敢跟主母争宠。从儒生们的言辞中,也可见成王败寇的意识根深蒂固。儒家学说、经典正是丛林规则的承载者。至于儒家主张的把失败者养起来之类仁政,主张的朝贡君父制度。大概只有饥饿者和无自尊者能够接受吧。原先饥饿,而后不饥饿而自尊心竖起不再友好的案例,至少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儒家始终未能明白,平等参与规则的博弈和执行规则,就是对对方的尊重和互利。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可是蒋庆又说:“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服从、义务、名分、群体、忠孝、一统、等差、德性等均不是现代性价值,而是传统性价值”。这些纯粹左派的价值观念,恐怕漏了所谓大陆新儒家、董仲舒儒家的底子了。从而蒋庆的其他几点“只有儒家能……”,实质是什么不难推知。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所谓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本就是危言耸听。这三个问题,华夏传统都能提供。儒家当然也能提供。只是应该要华夏传统,还是要儒家传统,需要人们费心思量。

实际上,华夏之传统确实比之当今新自由主义、社群、社民、民社等等要好。这些学派无非是向政权干涉主义妥协的产物罢了。墨子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姓为人」,则天下大乱。人性就倾向于互相干涉。而且人性贪堕、自大。顺随符合这种人性的潮流而发展,必然重走华夏在先秦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希望通过政权求利,结果却堕入了宗法专制的深渊。墨家认为“有为”——干涉只能发生在社会离开了正道(抗衡而平衡、不互相干涉状态)的时候。即使是这些学派,还不能中儒家之意,还要抬出董仲舒。唯恐堕落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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