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4 次 更新时间:2015-05-03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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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  

  

   关于我的思想,在“思想日记”中已经作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自白。这篇材料,准备应领导之命,着重在个人于反右以后如何进展到政治上与党和政府形成对抗性矛盾的过程,以及自己现在的认识。

   “日记”(指“思想日记”,下同)中已经分析过:上大学,在自己来讲,是一种对党热情减退、政治情绪上感觉空虚以及疲倦的表现。但在考入北大之后,因为个人志愿达到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的一页。由于过去在农村工作团期间与领导关系不好,受到过打击,情绪上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所以对组织不是十分靠近。不过与班上一些党员同学等相处都还和谐。因了傲气和抝强的个性,做不成“积极分子”,却也不算落后分子。对学习,有如饥如渴之心,较为努力,相对说来,政治热情便差,有点“老一套”的疲塌,似乎“日光之下无新事”。

   肃反中,个别党员怀着私忿,利用其负责肃反的机会对我打击,“批判”我人生观消极,思想颓伤、“恋爱观不正确”等等,最后并给我以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当时我对此事极有不平,但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向党组织、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把不满和埋怨吞下了肚里。而且还有这样想法:批判以至处分,领导上又不是不知道!然则我再去反映,顶什么用呢?从过去的经验看,党组织总是相信党员的,加以私人感情的纠葛,有许多地方,作为当事的本人很能体会得到,对别人形之于口舌就比较为难。“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罢了,你这么打击我,至多影响我不得入党,那我不想在大学里入党也就是了,学习可是我自己作得主的,你影响不了。一存此念,傲气更増,对政治越没热情,对组织越不靠近。但举一事为例:当时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具体负责新闻专业教学思想领导的罗列教师,是我苏南新专时代的老首长,过去一向对我比较关心。但肃反以后,我大约有一年之久未去找过他一次!自己不主动争取组织的了解,乃使组织对我真实的思想情绪更不了解,嫉妒的小人乃亦更得机会倾陷、打击和中伤。有次我偶然在纸上题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绝:“泽畔行吟楚逐臣,井中沉史宋遗民,频年我亦伤怀甚,人寿几何俟河清!”其实没有什么深沉的思想活动,不过一时无病呻吟的故态。却又教人抓住列为口实,说我要做蒋政权的遗民。此话在我这个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听来真愤然,感觉为对我一向所持政治态度之莫大侮辱!但又因此更抱怨组织———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些事,罢了,因为我平日很少提起,领导上难道也不知道,抹煞我当年一片纯真无邪出自赤子之心的革命热情!看来是不知好歹,只吃马屁,我也心灰意懒了!……

   因为如此,政治态度便渐渐趋向一种批判的保留。虽还是团员也不算最落后的团员,却与一般被人们称为落后分子的同学较易接近,觉得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也比较愿意和我畅谈,因为我不像一般组织成员那样作盛气凌人或壁垒分明之状。日后与“广场”诸友的关系,相当部分就从这些关系上发展来。不过那时自己的政治态度只是较为保留,并不十分激进,甚至与团内最激进的怀疑现状者之间也仍有相当距离。记得五六年初学习“再论”时,团支部内一位态度激进的怀疑派(后来成了右派,且是“广场”主要编委之一)所持种种论点,我就还不能同意,甚至无法接受,曾与他进行过一些不很正规的辩论……

   “鸣放”开始,这在北大是一开头就来势相当凶猛而凌厉,我的感情——同情,那是肯定说从第一天起就在朋友们的方面;但作为一名组织成员加之深深怀疑党的真正态度和意向,我在行动上又不得不比较保守与稳健。那些日子里,内心有一种深沉的矛盾: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我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当然这种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的,不久——几天后从在露天演讲会至公开为朋友们辩护开始,我渐渐转到了他们的一方面,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是对的,是跨出动摇而走向坚定。虽然,以后成为一句在北大校内流传很广的话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透露了、说明了我那时真实的内心。

   转向之后,这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我与某些同伴的思想状况毕竟还存在差异,我还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故常劝一些较接近的朋友注意检点,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等等,想使他们不要以过激的言行引起领导上的怒恨怀疑,使这新生的民主运动可以进展得比较和平顺利,同时也想劝领导大胆放心、信任群众,不要偏听偏信而轻举盲动。所以在预感到政治的低气压之后,一度想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吁……

   形势的发展终于与我无力的愿望相违,急转直下全面开始了反右的疾风暴雨。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怀疑而且感伤,不忍正视现实却又无法逃避。开始对我批判也是给我的一个重大刺激,因为我本来倒还不认为自己就和某些人完全一样。而且那时对自己种种言行所造成的群众影响之真实程度也还缺乏认识,故心底感到一些委屈,似乎我并不曾做什么……基于对反右那许多恶劣之人身侮辱的深沉的厌恶和强烈的抗议,我不止一次想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求解脱……

   在五七年整个下半年中,我心底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然而斗争的进行,无论校内校外都只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我良善的梦想!大量惨酷的荒谬的事实使我目击心伤、五内欲裂,我终于怀着最沉痛的情绪,亲手撕破了、抛弃了自己的希望。随着认识的深化与反感的强化、我与“广场”友人们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我的思想发展是有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在过程大体完成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并无原则性的距离。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何况又在这么一场残酷惨烈的政治斗争锤炼之下!我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态度意味着什么,了解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通向那里……那时,无论是“广场”友人或是我本人,都已经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了。“日记”中已经叙述及我们的一些思想过程,总而言之,觉得如此的现实已经无法改良。故连我这个批判地改良主义的,也不能不抛弃原来的幻想……当朋友们看到我终于和他们达到比较完满和谐的一致之时,他们可是高兴极了……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找到共同语言了……

   后期“广场”的活动,接受了前期的教训;加之主客观因素都在改变——客观上镇压愈趋酷厉,主观上则抛开改良主义越发彻底——这样,到得后期,“广场”成员一般采取了避免公开的活动方式并偏于单线进行,人们考虑到未来种种事变的可能,故着重在要使思想上达成基本一致的同伴都能独立作战、独立生存。当然主要成员间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但在联系之时 ,也只谈一些必要由较多几个人来考虑决定的问题而并不一般地谈所有问题,像人们各自分散进行的独立活动,就并不一定都互相知道,甚至互相间连询问都很少询问,似乎都有那么一种默契,不是不信任谁的问题,但你一个人做得的事,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去知道,反之亦然,我也有我的事,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我的密友……那时,我与“广场”友人们的接触,大家都守着这样不成文的谅解:我和甲在一起时一般地并不向他特别提起自己和乙的联系,反过来,和乙在一起时,也只直接交谈个人的意见,而很少扯到第三者……我们彼此都是信任的,正因为信任,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态度: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单线化,各人都不去过问那些自己认为没有必要非知道不可的事情。

   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伤痛失望的过程,我由南方回到了北大,已经是五七年暑假开学后的一个多月近两个月光景,这期间,由于空间的阻隔,对“广场”友人们诸般活动的情况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但一般是知道的。回校后,政治上共同语言的取得,使我有可能相当清楚地知道若干内部中心事件、主要成员的活动、动向等……他们一般地说,本来不是不信任我,这时候彼此的关系当然又深了一步……我们那时就曾在个别交谈中讨论过越境问题,一般认为:由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制约,民族或民主的政治活动,若是反对当时现实的,历来都必须取得外部的根据地。这样一条规律,看来今日也仍还有其意义——明摆着的么,在国内连说句话都不可能!……越境成功的话,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作为一个或两个具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即使在独立活动的条件下,也应该可望通过将极权统治、恶性政治迫害的实况诉诸中外正直人士心灵的一切道路,来成功地展开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和某一位密友在交谈中,曾深刻地互相剖析过自己在这问题上的思想感情……我告诉他,在我个人几乎一直没有往这方面考虑,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磨折以至一起去死!……

   我的朋友叹息道:“我十分理解你这种心情,我自己也是为此充满着矛盾……虽然去的人也不是为了个人自由,而且本身行动就得冒相当危险甚至……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主观上必须自己作一个抉择……我也不想去,不是怕冒险,只是为了不忍离开母亲一般的祖国!……”

   ——那是一个比墨还黑的酷寒的冬夜,我们并肩走在,以后又坐在北京西郊裸露的田原上,憔悴而寒冷的大地若有知有感,当会听到我们年青而又灼烈的心在腔子里激切地、痛苦地搏撞……

   和“广场”友人(指主要成员)们的单线联系,一直到他们被捕的前二三天……那不是五七年底就是五八年初的一天晚上,我从城里回来,一位“左派”告诉我这个消息,且说且看着我的脸色和表情,叵耐我几乎比冰还冷!……早有思想准备了,上一回相见时还在谈这个呢!不过来得恁快,倒是出乎我意外。那会儿我也曾为自己作过相当准备,对朋友我是完全信任的;可事情出得这么切近谁敢保证前一向我们的行动接触不已在监视之中?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们主观上高度警惕着……但准备落了空,大约我命该不在北京坐牢……

   紧接着就是反右处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一批批友人——更准确地说是习惯地和他们猝然地离别。于是又来到了思想上最痛苦的阶段,那时已是五八年了。绝望也沉重,但和上一阶段——五七年暑假前后那几个月——已有不同:上一阶段的绝望来自现实的疯狂,这一阶段的绝望则来自友人的星散。尽管我们都已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早已相当地强调了独立活动,但当实况来到时,善感的我还不能不承受着心灵惨重的创伤。我的认识过程完成得比朋友们晚些,女孩子们有时情感上又未免稍脆弱些。惨酷的现实是那么无理地猖獗而肆虐,我即使思想上不需要、不再需要任何鼓动了——现实已成了最有力的无时不进行着的鼓动,其他什么鼓动都用不着了;但感情上还是极需要支持。和小弟的接触,带给个人一些感情的安慰,却不构成为支持。“日记”第十篇中说:“3:他的精神力量那时还不如我昵!瞻望前途自己觉得孤军无力,想到朋友们的处境又辛酸彻骨,悲愤交集,难以解开,所以才又重演了一次幻灭。

   谢谢天,这一阶段总算也过去了……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话:痛苦对于灵魂的作用,犹如锻铁的大锤,灵魂要么经受不住被它击碎,要么被它锻成坚而且韧!我自然并不坚,也不韧,不过没终于给它击碎,总算徼幸。通过这一关的过程,就是将悲愤化为力量的过程。对朋友们的思忆使我极感痛苦,每一想到他们正在镣链之下迫害之中,而我还“逍遥法外”,总有一种像是自己叛卖了他们似的感觉。有一天,周末的夜晚,舞会乐声随风飘来,同学们玩的玩儿去了,或看电影、听音乐、做什么去了,我独自坐在宿舍里,但觉得周围那种溫馨的宁静,使我中怀如焚如炽。无法,只好又诉之于诗,写了一首不长的新诗“我应该在那里”,如今背不全了,只记得末段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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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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