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问题与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8 次 更新时间:2015-05-02 15: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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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看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附录蓝志先先生《问题与主义》

   本报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他转载《国民公报》上,又在那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约有七千字,本报篇幅有限,不能全载,故略加删节,转录于此。所删去几段,如论人类的神秘性之类,大概都是不很紧要的材料,请作者原谅。

   (适)

   近日《每周评论》上,有一篇胡君适之的文章,劝人少讲主义,多研究问题,说得非常痛辟。吾们舆论界,从这篇文章里,得的益处一定不少。但是中国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极,是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东西。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况且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现在记者且把自己的意见,分几层写出来,就正胡君,并质之一般舆论界。

   现在请先一论问题的性质。

   一、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这困难是从三种情形来的:(一)旧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冲突;(二)新变化的生活(外来的或自发的原因),和旧事物的冲突;(三)社会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因有这三种情形问题的性质,便有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其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并论了。

   二、问题本因实际利害而起。但是在这不等质的社会,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问题,未必不是乙部分的问题,甚或互相冲突,各自构成相反的问题。故问题的范围常不相同,有世界的问题,有一民族的问题,有一地方的或一阶级的问题。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决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三、问题之发生,固起于困难;但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有主观的反省,虽小事亦可成为问题;无主观的反省,即遇着极不合理的,或是极困难的事实,也未必能成为问题。譬如专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东方的家族制度,奴隶劳动,在今日思想已经进步的时候,尚不能成为问题,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种不可终日的问题了。可见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

   问题的性质既是这样的复杂,那解决的方法当然不能简单一样。遇着局部的现实的经过反省,成了问题的时候,自然用不着主义学说来鼓吹,只要求具体的解决方法,便有结果。若是一种广泛的含有无数理想的分子的——即为尚未试验实行的方法,问题,并且一般人民,对于他全无反省,尚不能成为问题的时候,恐怕具体的方法,也不过等于空谈,决没有什么效果可言的么!况且解决一种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关系的人无丝毫感觉这问题重要,即使人起来代劳,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恶,是可断定的。故所以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了一班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否则问题尚不成,有什么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问题两个字,一定把他当作具体的性质看;其实不尽然。哲学科学上的且不提,即如与吾们实际生活有关系的问题,抽象性质的也很多。……从他根本的方面着眼,即成了抽象性的问题,从他实行的方面着眼,便成了具体性的问题。

   像吾上文第一项所举的旧制度和新理想的冲突问题:这种问题,大概通常称为革命的问题(广义的)。初起的时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恶的方面争,即标示的改革方法,也决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一定是一种趋向的标准(这种标示,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目标)。譬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排满,算是具体的方法呢,还是理想的目标呢?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若是胪列许多具体方法,即就变成一种条陈,连问题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进行方针呢?于此可见问题不限于具体性,而抽象性的问题,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项所举的例,凡是一阶级一地方的实际利害,自然是具体问题居多。但是涉于事物制度起源的问题,那就变成抽象了。譬如选举权及自治权的问题,在起初的时候,决不是他内容如何的问题,一定是正当不正当及权利义务的理论问题。何况自一阶级以及他阶级,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通点来作进行的标准,那人力车夫的利害问题,如何能算小学教员的问题;小学教员的问题,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问题?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结果了。“去其特别点而取其共通点。”若如民族的世界的问题,因他范围之广,那抽象性是自然越发增大的了。故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于此更可见抽象性问题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举第三项的例,人类主观的反省,固多起于实际苦痛的压迫。但是人有一种习惯性,他的性质异常固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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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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