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明:晚清四大日记没有异议,那么民国四大日记都是哪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2 次 更新时间:2015-05-02 13: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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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明  

  

   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

   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

   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节日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两三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仿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当然十分难得,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

   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三册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著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皇皇巨著。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三卷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淫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猛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糊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近几年来,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馆等单位把历年所收藏晚清民国手稿日记与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读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阁的罕见稿本,有利学术研究,这是三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学界赞赏。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单位,把公款收购的日记视为一家之禁脔,秘不示人,不容他人染指。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有过一段妙论,他在致史语所同事吴金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琴台报告》未完,岂可舍之而去?《彭山报告》未写,岂可半途而废?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须作室内考古,否则如袁希渊之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此又为研究所之工作计,万不可中断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487-148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这真是对某种狭隘卑陋心态的辛辣抨击,此话有触类旁通的启蒙意义。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记稿本的某些单位,自己既无力研究,久久未见成果问世,又不允许他人借阅而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种把学术公器据为小圈子私产的行为。这与守财奴私藏金元宝,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异?

   在阅读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民国人物日记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十多年来在国内众多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偶尔出现的民国日记。虽然零星散本的日记亦时有所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日记》,共有八十本毛笔书写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册《广西的建设——民团与教育》),首次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2013年春季举行的《双雨山馆——王伯群藏品专场》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器重,后来出任民国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并与马君武等人共同创办大夏大学,先后任董事长、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参与中枢决策,日记中必然有许多政海秘辛。

   预展首日,笔者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八十本日记手稿快速浏览一通,只觉得民国史上显赫人物出现之多如过江之鲫。1931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将临,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请愿运动。据这一天的《王伯群日记》记载:国民党诸公认为“学生借外交问题渐有出轨举动,形势严重异常,应设法对付”,戴季陶发言,“谓青年已发疯,整个的教育问题值得注意”,但无论如何不要对学生动武。蔡元培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誉为 “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笔者按)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王世杰日记》第二册,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义凛然,与会诸公自然对于学生运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

   余以此事症结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因各大学教职员入国民党者甚少,其故因上海办党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学出身,一旦假党权而临人,故智识阶级均不归也。然智识阶级挟有才能者不归国民党,自必另寻出路,或对于国民党举措得失多存观望。此次学生运动各大学多作壁上观,无人肯积极负责,共挽狂澜者,职是故耳。

   王氏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确实看到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王伯群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的确非同寻常,笔者在半天的快速浏览中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与国民党元老《居正日记》《谢持日记》相比,毫不逊色。

这部《王伯群日记》在王氏家属手中秘藏了一个多甲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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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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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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