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土地制度与中国城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5 次 更新时间:2015-04-30 17: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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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探讨土地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从经济视角,仅仅考虑土地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收益最大化。在中国每天自然村落减少约80个的激进的现代化大潮中,各位搞建筑的哪怕能保住一个村落也是为历史做出了贡献。
  美国学者柯布?道格拉斯是最早提出生态社会的老前辈。他多次对我说:"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还保留了乡村"。保住与自然物种多样性直接结合因而内生具有社会经济多样化的村庄,中国复兴生态文明对于世界而言才算有希望。

  
  一、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客观过程
  讨论土地问题,首先要努力地做到"去意识形态化"。农村研究之外的理论界大都缺乏实地调查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土地的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目的是要证明西方舶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给定的概念,但那是讲不清楚中国土地问题的。
  因为农村土地制度如果按官方意识形态就是半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但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定,集体所有制一般是以自然村社为界的原生产小队作为所有制单位,而在自然村社内部,土地和其他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在历史上早就成为村社成员共有和共享的资产。任何村社地缘关系外部的主体哪怕是政府,要想占有村社土地,不通过交易也不可能直接占有。因此,村社地权与城市私有产权同样是"风吹得进、雨打得进、皇帝脚踏不进"。把村社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归结为公有制,确实是符合改革之前的意识形态。不过,即使改革之前最多也就是一种向公有制过过渡的所有制形态,改革后反而有理论界硬把这种村社所有制直接归类为公有制。
  家庭承包制之后,村社所有制其实是村社范围内所有成员共有、对内共享的产权。由此看,当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应叫做村社为载体的"成员权"的集合。
  历史上的成员权共有制就长期存在。如今看也比较中性,不必一定按照西方意识形态明确定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需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无论主张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还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共产党,都要为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念打土地革命战争。而1950年完成平均分地之后,也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的果实变成了所有农民共享之后,任何一个领袖上台都要再次做"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根据官方主流认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切的所有权关系或产权制度,最终表现的就是收益分配。那么,2006年完成农业免税和2008年完成山林山地分到户之后,农村土地和山林等资源性资产的收益几乎全部由农民直接占有。使中国农村变成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
  如果官方不去大力推进少数人大规模占有资源性资产的所谓改革,农村本来不会大乱。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政权历来强调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内在体现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理性。皇帝和朝廷最怕的就是豪强大户占田地导致小农破产,流民四起,随后天下大乱。因此,历朝历代也都强调耕者有其田来确保国家稳定,这是朝廷和农民的共同要求。多数朝代立朝之初,都要通过均田免赋,对农业社会土地财产及其收益做重新分配,就会带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朝代周期。
  对比中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安排,1950年、1980年两次官方推动全面"均田";但,2006年才算完成"免赋"。这是土地制度上的"毛规邓随+ 胡免赋",用了50多年才完成一次历朝历代都要做的"均田免赋"。借助这个过程本应形成稳态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非农业社会,国家90%以上的收益来源于工业和城市,因此,随着资本过剩压力下城市利益集团推动,很容易导致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满足资本利益的、不再强调公平的所谓改革要求!其实,如果实现了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规模化集中、资本化开发,所产生的收益也往往为少数人获得。
  若这个搞法也算深化改革,那也就彻底背离了美国亨利乔治、中国历代政治家,及近代孙中山、毛、邓等关于"总地租"的主张,和由此天下"免赋"致国家稳定的理想。这个关于总地租的理论创新不仅提出,并且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了。

  
  二、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四次变化及派生的国家制度
  看中国20世纪的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要把土地从与资源环境人文社会"脱嵌"出去才能成立的西方思想的"生产要素"概念,再重新"回嵌"到整个生态和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来看。
  我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不同条件下做土地革命和改良的实验。归纳起来,他的土地政策经历四次改良与激进之间的变化。
  第一次是改良变激进。20年代发起湘南暴动之前,他是改良派,曾经是参加乡村建设的青年志愿者。之后,毛泽东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搞"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激进的土地革命实践者。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从而和白区的知识分子党中央形成了巨大差异。同时代的梁漱溟等人试图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就面临着"农民运动,农民不动"的教训。同理,1947年国共开战,土地革命同步地从老解放区开始向新解放地区推进,工作队南下到淮河流域新区,发现人多地少,土地没有高度集中,村内没有多少富农,几乎没有地主。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建议土改暂停2年,得先发动农村贫困户组织起来才能再搞土改,毛泽东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战争需要靠土改来支撑,所谓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清楚地告诉对方士兵投靠过来分田地。随着国民政府194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8年金融改革与政治反腐的失败引发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和现代化军队缺少现代经济支撑,而毛泽东则靠那些分了地不要现代化财政金融维持的传统农民打下了天下。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军打垮了现代城市社会的国民党现代化装备的军队。
  第二次是从激进的土改转向改良,是因为朱德和毛泽东到江西井冈山要立足于此。八百里井冈,五万人贫困,几乎没有地主,红军的粮食要靠为数不多的有剩余的富农,所以至少在井冈山内部不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时,毛泽东自称"红色割据"。他也因此被白区知识分子党中央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等知识分子党中央在白区失败了跑到苏区,就对毛泽东强烈批判差点杀掉。他们搞的现代化的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摧毁了贫困山区几乎没有剩余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怎么办?就又通过"扩红"去打外线,把周围土豪小割据消灭了分浮财。毛泽东说井冈山是红色割据,周围是小军阀割据,要去打就只会两败俱伤。前三次反围剿中央军来了还有人通风报信,红军还能借道打游击;知识分子党中央搞扩红去打外线,打掉了土豪割据的外线屏障后,中央军得以长驱直入。知识分子党中央的的做法本质上是直接导致第四、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最危险的激进自毁政治。
  后来红军从井冈山一路转移到陕北,一样是贫瘠山区,所以改成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搞减租减息,但不打地主富农,延安政权所依托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就被改良稳住了。延安后来的问题是因为大批追求自由民主的小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但不会劳动,养不活自己。与延安整风同期发生的,实际上就是在没有现代财政补给下的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都是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改良。和同一时代下的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实现的"三七五减租"和搞合作社建设的改良差不多。可见,当时是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统治地区做的内容相似的改良尝试。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敌众我寡压力下毛泽东必须再次发动农民革命"无偿"占有土地才能支撑战争,这才从改良又变成了激进,这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
  意料之外的制度收益是改出民国大危机。因为,只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88%的人回归了传统农业社会,和国家追求的高成本现代化切割干净,即刻缓解了民国追求现代经济对内剥夺代价巨大转化的全面危机。共产党建立政权时,接手了的烂摊子是民国自1937年以来的13年高通胀,但是通过88%农民回归传统小农社会的自给自足,国家财政只要负担12%的城里人即可。
  于是,1950年代初期官方农村政策回归改良,只搞扫盲、技术、良种,提倡"插犋换工"互助组。
  第四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需要从农民提取剩余完成原始积累,于是又从改良变激进。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后期为了城市需求亲自发动合作化,为了工业化需求1956年搞高级社1958年升级人民公社集体化,主要是以乡为单位才能集中上万亩土地,才能满足城市产业资本的农业机械等工业品下乡的需要!这个集体化时期农民穷,也是农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贡献派生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价转移给乡村承载。大约20年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全国都在贫困条件下艰苦奋斗,没有像西方那样通过向外殖民扩张获取外部资源和奴隶劳动剩余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这就是中国特色自主工业化的创举,也是今天要强调的道路自信的由来。
  民国又是如何垮掉的?民国追求现代化与当代同样,都是工业化城市化拉动经济高增长,其黄金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4%,也和当代差不多;结果就是土地向少数集中,财富向少数集中。大量农民失地,酿成了农民革命。再加上长期内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最后导致现代财政破产金融崩溃,国家无法维持。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解放区时代各种"翻身农民"接受的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留下的"白条",欠了多少米,多少鞋子,这个交换没有经过现代市场和财政二次分配,留给农民的是预期制度收益,是等革命胜利了大家过好日子,当初农民参加革命得到的承诺就是中国最主要的财产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这意味着革命党对所有底层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是当代国家承担的一种"无限责任"。中国通过土地革命战争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建立起来的,是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种中央政府靠的只能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这就和西方有限责任政府依靠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完全不同。
  如果当代改革追求西方有限责任体制,那也许短期会有所谓的效率,但内在的问题是:到底是否应该在国家尚未兑现承诺过的责任的时候就放弃承诺?
  中国建国之初,第一步就是向参与革命的农民阶级兑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使农民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于是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毛泽东曾经描述自己是"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小资基础上生长出占人口约30%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这时,如同早年曾经对下层作出预期制度收益的承诺那样,执政党也要对中产阶级通过作出预期收益的承诺而分享其现实财富!吊诡的是,官方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因放弃承诺派生"维稳"困境是此类改革的制度代价,中产阶级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下层既往教训、开始了虽然无序但却无处不在的反抗……


  三、国家安全责任也是国家信用责任
  无论财经官僚们怎样推动未来从无限责任制向有限责任制过渡、做所谓减少直至放弃责任的改革,中央政府都必须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那么,也由此派生了国家政治创造信用派生的宏观调控和对外经济战略上的无限责任。货币就是国家政治信用向国家货币信用体系赋权的一个产物,人民币上印着开国元勋毛泽东就是一种国家政治信用向货币赋权的象征。
  回溯当代金融信用体系,从20世纪初世界进入金本位;到1944年的布雷登森林体系进入了"美金"制;到1971年该体系解体。美元则不再是美金,但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其所依靠的就是美国同时可以打两大洋战争的国家政治军事实力。世界各国承认的美国担任全球央行的金融全球化制度,就是美国军事政治强权派生全球金融信用,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美元滥发、但靠软实力维持其全球普遍适用。
  中国搞上层建筑"去国家化",照搬的社会科学"去中国化";理论界"邯郸学步大赛"方兴未艾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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