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5-04-30 10: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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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学在欧洲之兴起,与18世纪启蒙运动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启蒙思想家的所谓启蒙方案亦有称"现代性方案"者。社会学正是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一门学问。古典社会学对现代性之探索,于50年代在柏深斯的影响下,发展为美国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取向与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同轨的,其性格与发展一直受到欧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学近年来之本土化努力,反映了它的文化认同的自觉。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格,但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现代性格局。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定位应是从全球性的视野去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

   【关键词】启蒙运动/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全球化/中国社会学

  

   一、社会学与现代性

   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但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的独立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末叶才发展开来。法国社会学家阿宏(R.Aron)说,"社会学或可解释为社会的现代化的一种意识"(注:Raymond Aron,"Modern Society and sociology",in Tiryakian,ed,T-he Phenomenon of Sociology,1971,p158-170. )。诚然,社会学之兴起是对现代社会之出现的一种回应,我们也可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代性"(modernity)的一套知识。勃格(P.Berger )与凯尔纳(H.Kellner )说:"社会学不止是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现代学科,它也是一开始就受到现代性的困惑而展开的一个探索的课题。现代世界有何不同?它如何会变成那样的?什么是它的主要的结构?它会往哪里去?这些都是伟大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不论他们是处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古典时代,或是处于早于及后于古典时代,都是一样。"(注: Peter Berger & H.Kellner,Sociology Reinterpreted,Penguin Books,1981,p15.吉亭斯(Giddens)也认为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马克思、杜凯、韦伯的著作,都是著意于西欧社会的那个巨大的转化过程,而提出对现代性的性格的解释。A Giddens, The Cons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现代性是美、法的民主革命,及英国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它表现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及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出现,在经济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得势,在文化上,则是理性的张扬。这些政治与工业的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它在19世纪激起了深刻的回响,自由主义者对这个新时代之到来表示热情的拥抱,保守主义者则感到厌恶与惊惧,而加以挞伐,事实上,现代性本身就含有暧昧性( ambiguity)与矛盾(注:M.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24.),最能代表现代性的法国大革命,就有它极端相反的两面性。(注:Francols Furet在1989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时,著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二种制度的母亲,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见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p88-193. 对"启蒙和现代性"之两面性之系统性研究,可参见Peter Wagner,A Sociology of Modernity:Liberty and D-iscipline,London,Routledge,1994,p5-12.)社会学在当时对新时代出现的现代性的反应则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并且是有意识地继承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志业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先祖圣西蒙(Saint-Simon,1760-1825)的工作就是要在启蒙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社会的科学,他视自己是把启蒙思想家的观念推向一更新的领域,他说:"19世纪的哲学是批判的,也是革命的,但19世纪的哲学则将会是创造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注:K.Taylor,Henri Saint-Simon 1760- 1825,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Indust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1975, London: Groom Helm,p22.)圣西蒙看到现代社会受现代科学的影响,他相信,现代社会的关键是它的知识的新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建立于科学的世俗化的知识论上,它扬弃了控制信仰的宗教及其他传统性的权威。圣西蒙所思建构的新社会的秩序的信仰体系是基于科学的(他建议的新宗教是"牛顿的宗教"),而他相信源于科学的新技术则可以使社会免于匮乏。圣西蒙所迎接的是一个新的、现代的、实证的(positivist)时代。(注:见Alvin Gloudner,The Two Marxism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75- 376.)而第一个用"社会学"来命名对社会的科学研究的孔德(A.Comte,1798-1857)不止承续圣西蒙之志业并综合了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康道塞(Con-dorcet)的著作,并为他的新科学--社会学--界定了主题与方法,创造了一门以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的新学科。孔德的社会学是实证科学的学科。圣西蒙与孔德在根本的知识属性上,都是启蒙的产品。他们有近于启蒙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们更清晰地突出了"社会"作为一个实体的性格(指"社会"作为一个超个人存在的实体(super-individual en-tity),并提供一个能解释社会发展的模式。应指出者,他们的思想也已受到19世纪反启蒙的传统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

   启蒙是指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的一个特殊的思想面貌,它是那个历史阶段中一群相当异质的主要思想家所表达的一些具有共同信念的观念与著作,这群思想家被赋予Philosophes这样的称呼。布尔顿(C.Brinton)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8世纪后期的历史,比任何其他时期,人的知识精力用于人在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上,较之其他问题为多。"(注:C.Brinton,"The Revolutio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I,1930,Macmillan,N.Y.,p129. )布尔顿认为当时被称为philosophes者,如在今天,则将被视为社会学家。 这群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休姆、亚当·斯密、狄德罗、康德,纵跨18世纪,有相当不同的品性与学术兴趣,但却有共同的信念,都相信人的理性, 相信知性的力量, 都有康德所说的"敢于探索"(dare to k-now )自然界与社会人事界的勇气,社会被视为启蒙理性的缩影。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新的思维,并相信知识、理性,特别是"科学方法"不但可以用来了解社会,并可以用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群思想家,是西方自中古以来第一次在教会以外可依靠知识与写作营生的群体,他们以世俗的理性用来向传统的宗教的权威挑战。(注:R.Porter,The En-lightenment,1990,London,Macmillan,p73.)盖彼得(Peter Gay )在他启蒙的经典研究中指出:

   在启蒙的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为一种生命的新感受所唤醒。他们经历到有一种对自然、对他们自己本身的扩张的力量;传染病的无情的周期,天灾、充满危险的生命、早夭、战争和不稳定的和平--这些人类存在的事--看来终于受到知识运用的控制。对变迁的恐惧,直到那时,几乎是普遍性的,变成了对停滞的恐惧,创新(innovation)这个字,一直一来有妄为的意思,变成了赞美的字,保守观念的出现正是一种对一般醉心改革的颂赞;一个停滞的社会是不需要保守分子的,看来无可怀疑,在人对自然的斗争中, 平衡力量正倾向人的一边。 (注: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1973,London:Wildwood House,p3.)

   18世纪欧洲这样的思想气候,盖彼得认为是"西方思想史上重大的事件"。显然的,这种思想气候的特质是积极而进取的。它的核心是对理性、对知识的信念,是对理性与知识可以改善人类条件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启蒙思想家同有的一种期望与抱负,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群体的观念与著作被视为是"启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启蒙方案"可说是启蒙思想家建构一个现代性的蓝图,故启蒙方案在哈伯玛斯(Habermas )眼中也即是"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注:启蒙与现代性及与社会学之关系,可参见G.McLenn-an,"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visited",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by S.Hall,D.Held & T.McGrew,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Open University, 1992,p328-355, 及 Peter Hamilton,"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rith of Social Sciences"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 by S. Hall & G. Gieben,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1992,p18-58. )。

启蒙与现代性最重要的连接点便是西方的理性主义( Occidental rationalism )。这一点在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手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诠释。韦伯同时代,法国的杜凯(E.Durkheim)则是站在圣西蒙与孔德的肩上开展这门初生的学科,并使社会学成为现代大学一个独立学科,他的社会学著作在学院派社会学中更取得典范的地位。他的知识取向与启蒙是一贯相通的,是实证主义的,他所做的是工业社会的现代的分析。韦伯一生的学术工作则是环绕着西方现代性这个课题的探究。他看到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他的理论上的核心问题是诠释西方理性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意义。他被视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理论家。(注:Byran Turner,Max Weber,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London, Routledge,1992,p8. )韦伯与启蒙的关系不同于杜凯,他与"启蒙"之间是有一距离的,他对"启蒙方案"有相当的保留,假如理性是启蒙的中心价值,那么,韦伯看到了理性(包括最有代表性的科学理性)的限制(如理性不能解决意义之问题),如果启蒙方案视科学--理性的成长会带来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那么,韦伯十分怀疑这个方案能够完成其愿望。韦伯认为启蒙的理性化结果,出现的会是一个解魅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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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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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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