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5-04-30 10: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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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从"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与60年代初由毛泽东等人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对"一纲四目"的提高、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认识上形成共识,行动上步调一致的基础上,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上述代表中国政府多次阐明对台立场和方针政策外,还专门就台湾和平解放的步骤、条件等展开论述,为党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最为突出的,也是对以后港澳台回归影响最大的,是他集中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指示和中央的对台政策,发展概括为"一纲四目"的思想。"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就是:(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与蒋介石;(二)台湾军政、经济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财政赤字约8亿美元);(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优,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之事。

   "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在内容的涵盖和表述上具有承续性。其一,它们都是针对台湾的统一而设想的;其二,都是探讨台湾回归后的构架以及中央政府与台湾关系的;其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三个连续发展阶段上的方针和政策;表述的核心都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纲"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讲的就是要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制度。

   (摘自《党史纵横》1998年第6期)

   略论苏俄、孙中山联盟的目的及其影响 张伟

   20年代初期,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与之密切关系的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盟。但是,究其苏俄、孙中山联盟的目的是互不相同的。苏俄结盟孙中山主要是从自身安全考虑,企图争取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扩大自己的阵营,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而孙中山联盟苏俄则是为了寻求苏俄的援助,以帮助他反对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非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在联俄的过程中,甚至与俄结盟后,孙中山始终没有中断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络,没有放弃对军阀势力的依赖和联系。正是由于双方联盟目的不同,因而在联盟关系发展过程中,苏俄为维护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一让再让,并迫使共产党不断妥协;而国民党则得寸进尺,不断地破坏国共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摘自《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

   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朱泽春

   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学术界普遍是这样认为的: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在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进行了交谈,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这一说法主要是来自于李达的回忆。但这一建议究竟是马林,还是尼科尔斯基的提出,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

   最近,沈海波发表《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说明》的文章,对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者究竟是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前后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不可能是马林的结论。但作者同时又认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是由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尤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行决定的,又完全排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不是中共本身,也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此事与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及其派往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的一贯工作指导思想和既定的工作任务有关。也与共产国际远东处的工作计划,与其派出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的工作要求有关。具体的是尼科尔斯基来华到达上海后所建议的。因此,尼科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略述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一文)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搞好党史研究 薄一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七大和十五大是先后作出两大历史性决策,即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的大会。这两次大会我都参加了。两次大会都开得非常好。七大真正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十五大真正开成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希望同志们加深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把中央书记处批准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如期拿出来,以适应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需要。这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纲领必须做好的最重要的工作。

   要写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脚的、传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绝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史实资料收集、核实、研究工作。希望全体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能够发扬拼博奉献的精神,并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精炼的文风来写作,把撰写这部巨著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认为,写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事实。古代赞誉良史"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讲的也是一个实字。内容要实,文风也要实。

   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其资政、育人的作用尤为明显。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 林志友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由宣传民主主义迅速地转向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许多人主要偏重于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往往忽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对中国革命和思想界的影响,更有甚者还忘掉了五四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的伟大促进作用。要正确地理解和说明这个问题,离不开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离不开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离不开中国的五四运动。

   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个事实促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从来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眼光转向社会主义苏俄。

   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单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够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思想界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不能分开而论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社会的模型和改造社会的一个新出路新手段。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使它的价值受到了大大怀疑。可以说,否定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已经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中了。可能性已经存在,而将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契机,它把此前即存在的否定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促成为现实。

   要完整地理解和说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迅速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只论第一次胜利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远远不够的,它们两者只是一种转变的可能性,而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则是中国的五运动。所以,三者缺一不可,不能分开而论。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美国策划"换马"阴谋一说质疑 杨蜜蜜

   在我国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从1948年初开始,美帝国主义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美国政府已逐渐把蒋介石视为障碍,并开始酝酿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策划了一个"换马"阴谋,逼迫蒋介石下野,扶植李宗仁上台,以维护美国在华势力。这无疑向人们表明了蒋介石的下野、李宗仁的上台是和美国的支持密切相关的。然而综观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不难看出,这一说法颇有些牵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认为,李宗仁的上台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如果要说有点联系的话,那也只能是美国对蒋的抛弃,促使蒋下野,而导致李的更快上台。那么美国策划换马阴谋之说为何长期流行呢?本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一些建议,看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却恰恰忽视了作为美国政府在华政策执行的代理人,尽管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华政策,并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偏差,但他毕竟不能违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明白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摘自《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邓小平对中央苏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张可荣

   3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并在这里工作了三年零四个月。在这期间,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奋力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经受住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的严峻考验,为中央苏区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贡献。主要表现在:一、率领红七军转战7000余里到达江西,为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支革命劲旅。二、主持纠正瑞金"肃反"错误,恢复瑞金"革命秩序",奠定了瑞金"红色首都"的基础。三、主政会、寻、安三县,开创了苏区南线工作的新局面。四、逆境中据理抗争,捍卫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五、忍辱负重主编《红星报》,使《红星报》成为"当时最好的军队报纸"之一。

   (摘自《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介绍孙中山的一篇重要佚文 李吉奎

   由日本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的《萱野长知研究》(1996年由日本高知市民图书馆出版),收录了一篇孙中山的重要佚文:一封中山先生致萱野长知的信件。此信迄今国内已出版的各种孙中山文集、年谱、传记等著作均未见收入。该函全文如下:

   萱野仁兄道鉴:

   启者,闻兄对于高知市民,允为日本帝国三十六(届)议会之议员侯补者,不胜欣喜雀跃之至。今日何时,东洋前途光明暗黑之决战时期也。兄苦心惨淡为东洋大局效驰驱者二十余年,以二十余年之抱负经纶,出而为日本帝国国民之代表者,岂特日本帝国议会中多一伟才而已哉?东洋前途光明,赖于兄者正大也!肃此,敬祈珍重!

   孙文

   原函日期不详、但它与板桓退助、头山满、犬养毅等人的《萱野君推荐状》一起刊登在1915年3月5日的《土阳新闻》上,且为了支持萱野参选,戴季陶、田桐均于3月中旬到高知县活动,故此函当是写于1915年3月间。

   (摘自《团结报》1998年7月21日第3版)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的历史背景 刘小莉

   1937年11月29日,阔别中国六年之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对于王明这次回国的原因或背景,党史界一般认为是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来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于这一说法,一般人联系王明回国以后中共党内确实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认为它是符合实际的。但笔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抗战初期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固然带有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背景,但也包含着共产国际在其它方面的考虑。

第一,王明回国时,肩负着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任务,而国际的指示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对此要做全面分析,分清轻重。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右的指示产生的影响要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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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京)199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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