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王维“以佛入诗”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5-04-29 23: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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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林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正因为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历代以来,对王维诗歌中的禅理禅趣论述颇多,近年来更是百家争鸣,各有其说。王维的信佛和他诗歌中的禅意,是明显的事实。但是王维诗中所寓的禅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佛家境界,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却少有人论及。本文试就王维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协调作一论述。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 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影响较深。“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辛夷坞》一诗就艺术地表现了这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因此,胡应麟说这二首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是颇有见地的。

   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 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槃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槃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 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免,并责授太子中允,但对他的心灵的打击是巨大的。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王维信佛主要是因现实而促成的;也可以说,信佛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他只是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忧闷,但不一定完全相信一切皆空的佛教教义。他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这样,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邪恶作斗争,企图走隐逸的道路,然而,又不能象陶渊明那样下决心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思想上的矛盾势必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来。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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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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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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