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辉: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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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辉  


清代至民国前期

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1]


   摘 要:吐鲁番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形成满人、汉人、蒙古人与回民等人群与维吾尔人杂居的社会格局,随之带来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变迁。吐鲁番非伊斯兰信仰的处所有官府坛庙和佛寺道观,其中尤以佛寺道观庙宇成为民间信仰的社会空间。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建构了信仰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桥梁,其从清代至民国前期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

  

   吐鲁番位于欧亚内陆的腹地,处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是古代欧亚大陆诸多文明因素交流的十字路口。吐鲁番的历史和文化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又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吐鲁番可考的历史,按照千年的历史尺度可以分为四个千年。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这是车师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8世纪,这是汉人在盆地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9世纪至18世纪,这是以回鹊人为主体在盆地生活的时期,乾隆二十年以后,吐鲁番的历史走进了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盆地的历史时期[2]。吐鲁番历史上形成多元互动形态的信仰格局,曾经流行的宗教信仰有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吐鲁番多元互动的信仰形态既有前后相继,又有共时并存,各种信仰的交流是时空交错的。其中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融,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演变至今。清代以来,吐鲁番地域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前期军府制下扎萨克制和郡县制并存和后期新疆建省的变革,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变迁。清朝治下的吐鲁番地域维吾尔人和回民全体信仰伊斯兰教,主要的宗教信仰活动空间为礼拜寺(清真寺),其他居民非伊斯兰信仰的活动空间则为佛寺道观。笔者对清代新疆地域性的佛寺道观展开了实证研究[3],本文拟对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佛寺道观及相关社会活动进行初步的考实。

   一、新疆军府制时期吐鲁番佛寺道观的再现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王朝在鄯善设辟展办事大臣及管粮同知,隶属甘肃行省,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改辟展办事大臣为吐鲁番领队大臣,移驻同知,归属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吐鲁番同知是吐鲁番厅的主政官员。吐鲁番厅辖境有两座城池,一座为广安城,一座为辟展城。吐鲁番广安城中的庙宇有"万寿宫,关帝庙"[4]卷2,75下栏,其他庙宇官修志书中失载。城中西南角分布着各省会馆,东北角有城隍庙,西北角有娘娘庙。吐鲁番盆地北边是天山山脉中段,称为博格达山,其中最高峰称为博格达巴罕,即博格达峰。博格达山在清代又称灵山。明代初年以前的吐鲁番盆地奉行佛教,遗留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其中地方流传的灵山佛教圣地在清代依然是佛教的历史记忆:

   灵山,即博克达巴罕之阳也。西陲纪略云:灵山在安乐城西北百里,其山最高大,土人言此十万罗汉削髪涅槃处。近山有高台,傍有僧寺,寺下有石泉林木。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屋。南登山坡,坡上有石屋,中有小佛像五。屋前有池,东池有山青黑色,远望披如毛髪,土人言此十万罗汉洗髪处。循峽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累累,峰峦秀丽,罗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轻脆不可把握,堆中有若人骨状者坚如石,文缕明晰,颜色光润,土人言此乃十万罗汉灵骨也。又东石崖下,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莹洁如玉,土人言此乃辟支佛涅槃处也。周行群山约二十余里,砂石火焰灼人,四面峻壁石崖,天巧奇绝不可胜记,惟鸟兽绝无耳[4]卷1,27-28。

   《三州辑略》引述康熙年间《西陲纪略》(梁份著《秦边纪略》)关于灵山佛教圣地的描述,其实是来自明初陈诚、李暹的《西域番国志》的记载,借当地土人之口说明十万罗汉削髪涅槃处的僧寺、佛像以及浓厚佛教色彩的纪念性自然景观[5]。据此也表明了中古吐鲁番的佛教实际上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完全衰落,清代吐鲁番的佛教因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形成。

   中国民间信仰的传统往往被纳入道教的系统,如地方官员勤有德政,百姓为之立庙修祠,成为民间祭祀的神祇或者变为地方城隍神灵。咸丰二年八月二十日(1852)杨炳堃在迪化期间了解到吐鲁番民间的祭祀故事:

   乾隆时有吐鲁番巡检陈玉章者善医,力行善事。不论早暮,有延诊者,每请必到,应手辄效,活人无算。去任后民间立生祠以为尸祝,且留画像在祠。至今香烟极盛,赛会不绝。有庙祝者患痼疾未瘳,梦陈巡检来告,以捡拾字纸三年可期痊愈。醒而异之,如法办理,厥病顿瘥。官不论崇卑,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若陈巡检者,非有惠政及民,何能历久不忘如史哉![6]

   乾隆年间吐鲁番巡检陈玉章在当地的善政被民人纪念,修建祠庙,供奉香火,定期祭拜,形成庙会,而庙会又活跃了民人群体的日常生计,成为地方社会民生的写照。乾隆时期,吐鲁番的庙宇与广安城垣一同建置,城中央有万寿宫一座,城东郊有关帝庙一座,城西郊有风神祠一座,还有龙神庙一座,关帝庙与龙神庙都是春秋致祭[7]。嘉庆初年,这些庙宇仍然完好。道光至咸丰年间,吐鲁番的庙宇情况不明,直至同治年间的战乱大部分遭到毁弃。

   二、晚清新疆省时期吐鲁番佛寺道观的复兴

   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收复吐鲁番后,吐鲁番厅建制恢复,仍然隶属镇迪道,钦差大臣左宗棠立即要求吐鲁番厅拟定修复庙宇的办法。庙宇的重建不但是政权重建的一部分,而且是重建社会秩序的紧要工作之一。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78年1与29日)吐鲁番厅就接到了镇迪道转发各坛庙祭祀日期的扎文,颁布礼部开列的光绪四年各坛庙祭祀斋戒日期,要求各地官府照此施行[8]114下栏。各坛庙祭祀斋戒日期都要向社会公告,类似假期的斋戒时间一般为两日或三日不等,官府不理刑名。此后直到清末,镇迪道每年都转发礼部据钦天监选择提准颁布的次年各坛庙祭祀斋戒日期,吐鲁番厅接文后再转发吐鲁番和辟展两巡检遵照执行。官府建庙缺乏资金,大多采取民间捐修的方式,其中不免有摊派加重民众负担的弊端。如辟展巡检周文荆就摊派民户捐资修建庙宇和衙署,复建了文昌庙、马王庙(风神、牛王)、奎星楼和衙神祠[9],后来被镇迪道要求吐鲁番厅指令后任代理巡检许杨知光绪八年三月将周文荆呈缴捐修庙宇衙署银两退还捐户。官方祀典制度的重建,深刻影响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关帝庙、城隍庙、龙神祠、火神庙、马神庙等佛寺道观庙宇的民间信仰活动。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九日(1882年1月8日)代理辟展巡检许杨知请求吐鲁番厅批准柏树沟十四亩田地仍然作为龙王庙的香火产业,缘由在于"查柏树沟向有龙王庙一座,系大教所修,并有香火地十余亩。兵燹之后人庙都为乌有,仅存地十四亩。……拟请追还原业,每年佃租,择立大教妥当首士经理,以为各庙敬神之资,以重祀事"[8]232上栏。许杨知依据历史实情,恢复了柏树沟龙王庙的香火庙产,成为复建当地原有各庙的经济基础。光绪九年六月五日(1883年7月8日)吐鲁番厅批示要求玛木特郡王管理属下台吉和乡约,修复被毁的义园和庙宇。鲁克沁汉商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人指出"北门外旧有汉商义园一所,城东街财神庙一座,系集众祭扫义坟、盂兰忏会之所,光绪四年被台吉迈引拆砖造屋"[8]325-326上栏,鲁克沁光绪以前就形成了汉民的公共墓地,并且有与之相应的祭祀庙宇财神庙。据鲁克沁汉商的禀文,辟展城在同治前还有关帝庙、秦州庙各一座。公共墓地表明鲁克沁所在的辟展城汉民商业活动有较长的历史,相当多的汉商已经落地生根。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改变了新疆的政治体制,军府制变为行省制。吐鲁番的广安城于当年重修,早期的庙宇得以重建,也增加了新的庙宇。光绪十年,吐鲁番汉墩地方商民高清山、雷裕顺等人会商创修武庙,在得到吐鲁番厅的核准后,提取马王会积存香火银70余两加上募化捐银,次年动工修建至十四年(1888)完工。雷裕顺后来违背承诺借口庙帐不实抵赖40余两垫款,反诉高清山鲸吞神资[10]31下栏-32上栏,123上栏。吐鲁番厅要求陕西会馆首士王瑞等人居间调停,表明汉墩商民以陕西籍人居多,有省籍纽带的社会团体承担公共事务的协调。吐鲁番地方的煤炭开采形成了产业,煤窑的投资开采就有商人群体和工匠群体的活动。煤窑业从业人员往往以老君庙为民间信仰活动的中心,并形成"会"的社会团体。吐鲁番老君庙的会首黄全德由于挖煤取利破坏了庙宇,遭到商民的控告。吐鲁番厅参与其中与公所共同协调,以"着黄全德与老君庙暂行垫补善资银三十两"结案[11]7下栏。吐鲁番大概在光绪十四年重建了城隍庙,光绪十三年三月八日(1887年4与1日)吐鲁番厅晓谕"兹择本城西隅隙地一块,定为建神之所。……好义之户民自愿捐纳银两"[11]71下栏-72上栏,城隍庙的重建主要来官府摊派捐款。城隍庙修有戏楼[10]122下栏,戏楼是演戏酬神的剧场,往往构成庙会的中心舞台,城隍庙庙会必然定期举办。城隍庙的重建和日常祭祀的香火费用都是官府搜刮民间所得,吐鲁番厅批准乡约宋连荣因收取困难的请求"请派辕下干役同商约邓随带起初募化缘簿底册赴乡催收,限日一概照呈册缴清"[11]114下栏,吐鲁番厅通过商约收取的布施银两很大程度上都被官府吏役中饱私囊。各地府厅州县每年都会从省城藩库中领取专门的祭祀银两并造册奏销,如光绪十四年吐鲁番厅领取了各坛庙祭祀共湘平银壹佰柒两捌钱玖分贰厘,光绪十五年的清册显示实支实发收支平衡[11]114下栏,184下栏。城隍庙在城池中具有吐鲁番厅影子官府的独特地位,官府借以维护城池的政治秩序,而民众的信仰则反映自身祈福免灾的社会需求。

   城隍庙的日常管理由民间会社中的会众推选首士以及乡约负责,首士既有个人也有商号,首士与乡约由此形成相当大的社会权势,成为官府和普通民众的社会中介。光绪十八年间吐鲁番城隍庙主持道士是昝教玉,其道弟邓师主持武庙,两庙共同雇佣1名俗人看管庙院,首士们每月给两庙各贰两银钱供奉香火灯油,吐鲁番厅补贴武庙主持每月小麦60斤。光绪十八年八月六日(1892年9月26日)城隍庙首士会同乡约提出城隍庙"主持亦无领粮,……每逢祭祀之际,该道屡次恳求加予口食"[10]15下栏,吐鲁番厅据此从当年九月起也给予了城隍庙道士每月小麦60斤的口食。与此同时,城隍庙首士们组织绅商民列举吐鲁番厅城隍的灵异事件,共同发起加封神衔和神印的请求,最终目的是"神人均沾"[10]16。主持庙宇的道士实际上成为一种谋生的生计,在宗教信仰活动中并不居于特殊地位,显然并不构成制度性的道教。光绪十八年时吐鲁番城隍庙的首士中有同泰堂、西利成、居仁堂、德生堂、全兴成、福盛店6家商号,庙宇的主持道士由他们聘请,并由官府发给口粮,应当是吐鲁番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商家,掌控着吐鲁番城隍庙和武庙的祭祀事务,借以巩固自身的社会权势。

光绪二十年(1894),吐鲁番榆林工首士王邦彦率同工匠修建龙王庙及刘猛将军殿,领取工钱100两[10]257下栏,318-319上栏,神庙的修建是吐鲁番厅承担的地方公共工程,涉及众多物品和手工业匠人的经济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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