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滢:评注法学派的兴盛与危机

——一种基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5-04-27 22:21:42

进入专题: 评注法学派   法学的“科学性”   共同法   推释  

舒国滢 (进入专栏)  

摘要: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法学家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即考察他们的知识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回应“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另一方面,法学家又必须在实践层面上回应欧洲“共同法”的统一性与“特别法”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恰逢其时,两位法国法学家,即拉维尼的雅各和贝勒珀克的皮埃尔建构了不同于之前(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之方法和理论的“新法学”。意大利学者皮斯托亚的奇诺将该种方法与法学理论引进意大利,从而建立了评注法学派。巴尔多鲁和巴尔杜斯等人共同推进评注法学派的发展,使之达到鼎盛时期。然而,评注法学派像他们之前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一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均存在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其中潜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深层危机。
关键字:评注法学派;法学的“科学性”;共同法;推释
评注法学派在欧洲大陆中世纪法学发展史上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法学的许多概念、原理、规则均来自这个学派的发现或创造。可以说,没有评注法学派,就不可能有现代法学。然而,评注法学派也有其发展的时代局限性,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该学派的人物已然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但记述和呈现他们的兴衰得失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作业,至少能够对于探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类的宏大问题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历史素材。笔者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不同时代的法学者有可能遭遇相同的知识与方法困境,面临相同或类似的法律难题。鉴此,笔者不揣学识浅薄,尝试从知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对评注法学派之形成、兴盛和遭遇的危机进行历史钩沉和原因探究,试图解读其中奥妙,以求教于方家。
一、评注法学派形成之前的知识与方法转型
在欧洲法律史上,13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关键的时期。[1]这一时期开始的欧洲大陆各国政治历史同样是很重要的。随着德意志国王鲁道夫一世(Rudolf 1,1218—1291)长期统治(1273-1291年在位)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确立,帝国在日耳曼土地上扎下根基。法国的君主制在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和腓力四世(Philip IV the Fair,1268—1314)在位时确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伊比利亚半岛上,贵族制逐渐在(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得势。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城邦,各种行会(arti,同业公会)与贵族进行血腥斗争后在成立“波波洛自治公社”(the Commune del popolo)中欢庆胜利。[2]1282年,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王国联盟解体。1265年,在文化领域,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开始写作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Summa Theologica);同样在1265年,意大利的伟大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出生于佛罗伦萨,并于1308年开始、1318年完成旷世杰作《神曲》(Divina Commedia/Divine Comedy)。[3]
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在智识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事实上,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从12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科学进化的整个历史。如美国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所言:
在我们所叙述的时期,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展开于西方基督教界的面前,重新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研究。希腊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一些希腊注释家的著作……最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哲学家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家,根据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拉丁文译本,逐渐为人所认识。人们热衷于研究这些书,最初按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照阿拉伯人的方式予以解释。[4]
我们知道,12世纪之前,西方的知识形态主要由“旧逻辑”所提供的方法论予以支持,[5]然而,到了12世纪,这种组织知识的传统逻辑框架已经不能够接受和重整为新的学理和新的素材,不能以一种成体系的方式丰富西方文化。恰逢其时,欧洲突然发现大量不为拉丁语世界所知(或所知甚少)的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于是翻译这些著作蔚然成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等书相继被译成拉丁文,构成“新逻辑”的内容(“新逻辑”实际上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知识取代了“旧逻辑”中的区分方法,作为科学推理的认识论和实质范式[essential paradigm],它革新了业已获取的科学知识本身的概念),[6]作为获取知识的一种多用途的工具,从而在经院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新的原则秩序和“诺斯替式规则”(gnostic rules),[7]也使注释法学派找到了当时的法学最合适的推理(或论证)类型(在注释法学派看来,[三段论]演绎方法是鉴别有待适用的[地方]特定法之完美技术),那些解决中世纪法学上之“争论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8]对争辩结果作出决定的法学大师已然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的技术。
当然,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其中经历了较长时期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译本的鉴别、勘订、研究和应用的阶段,直到13世纪初,才在西方出现了较为可靠的亚里士多德译本和较有学术水准的评注(比如,英国13世纪著名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5—1253]于1220—1230年间撰写《后分析篇注释》),进而出现了整合与完善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并代表中世纪“名称逻辑”(Terminist)哲学派(主要是西班牙的彼得[9]和法国逻辑学家希雷斯伍德的威廉[William of Shyeswood,1190/1200—1249])之思想和方法进展的“现代逻辑”(logica moderna)。[10]
13世纪中后期,随着亚里士多德更加哲学化的著作(如《论灵魂》、《物理学》、《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等)陆续被翻译并开始被研究(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亚里士多德的伪作,比如《原因之书》[Liber de Causis,英文Book of Causes]),[11]极大地震撼了中世纪的知识界(尤其是神学界,因为这是自教父时代以来,基督教思想家第一次直接地全面遭遇异教哲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亚里士多德理智的优异及论证的力量所震撼,也为他的某些学说明显与基督教信仰不相融合而感到困惑),[12]并逐渐改变基督教知识的风格和特征(神学教义问题按照逻辑加以体系化,从确定的神学原则或前提出发,将其中所隐含的知识显现或演绎出来,神学越来越成为一种逻辑的建构或科学的训练),也相应地改变了世俗学问的论证方式和知识形态,使传统的研究科目朝着所谓“科学化”的方向行进。[13]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科学化的努力看作是12世纪的“注释精神”向13世纪中后期的“思辩态度”的转变。[14]
从这个时期开始,“知识的科学性问题”(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knowledge)逐渐成为所有学问(包括神学、物理学、医学、文法、音乐、天文学、政治学等在内)必须正视的一个中心问题。[15]如果说12世纪的“注释精神”渗透着通过亚里士多德之辩证(论辩)推理技术来获取“或然性”知识的方法论努力,[16]那么13世纪中后期的“思辩态度”的转向,明显地带有这个时期知识界(包括神学界,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所著的《神学大全》中)试图通过新的方法论原理、新的逻辑工具和新的哲学体系、以不可辩驳的方式来寻求“确定性知识”或不证自明的原理(希腊文áρχαì[archai,本原],[17]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Primary Principles)的集体冲动。
事实业已表明,到13世纪中后期和14世纪,传统的方法论(旧逻辑)不能满足和实现“科学证明”(scientia demonstrativa)的愿望,所有的学科都尽力寻找各自的基本原理(principia propria,特有原理)和自我的实质概念前提(essential conceptual premises),通过“科学证明”来达到本学科的科学性。[18]
此处的关键在于对“科学”以及与之相关概念的理解。希腊文“科学”或“知识”(επιδημη, Epistémé)相对应的拉丁文是scientia.按照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1卷和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在《后分析篇注释》中的解释,科学/知识意指“所构成的知识都能被视作绝对确定的”,它是被证明的知识,即已经用三段论方式证明过的命题真理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避免证明的“无穷后退”(back ad infinitum)、“循环论证”和“交互论证”,[19]就必须确立一点,即:证明命题真理的知识的前提本身是自明的(per se notae),它们是“本原”,不借助于任何三段论的证明(即“不可证明”[non—demonstmble],因为本身要被证明的前提就不再是本原),人们只能假定它们是真实的,并且知道它们。[20]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理智(Noiis,努斯)当下把握的。理智(努斯)在拉丁文中写作intellectus,即某种命题性直觉(propositional intuition)。[21]理智“不以那些永恒不动的东西为对象,也不以任何一种生成的东西为对象”,[22]而科学则具有“可证明的品质”,“科学地认识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凡出于必然的东西,当然能被科学地认识,当然是永恒的东西”,而“一切科学看来都是可传授的”,也是可学习的。[23]理智本身不涉及论证(无三段论或者中项),而涉及不证自明的原理(第一原理)的不可证明的知识,它们是一切可证知识/科学的基础。
总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一切绝对确定的知识均可借理智和科学这两种认识模式获得。[24]进一步讲,在本质上,只有(其真理性经过理智当下把握的)明证(证明)才具有真正科学认识的效果,因为只有明证(证明)三段论(demonstrative or apodictic syllogism)才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而所谓“证明”,就是“从前提中必然推出结论”)。[25]各个学科要获得科学上有效的知识,不仅与正确地应用三段论论证的形式规则有关,而且首先与鉴别并应用属于个别学科(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普遍的、真实的、基本的和确定的)原理或公理相关。这一要求迫使每一学科运用建立在自我的特有原理(principia propria)基础上的明证(证明)三段论。[26]由此,“什么应是科学的”(即知识的科学性)标准本身发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弄清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论述的“证明(明证)术”(ars demonstrandi,即证明[明证]方法),是解决“知识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因而构成13世纪中后期逻辑学以及哲学研究的重点。[27]
同样,方法论上的重心转移(即由重视形成“或然性知识”的辩证三段论[28]转向重视确立“确定性知识”的明证[证明]三段论)不仅是认识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一般知识形态之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也是我们考察这个时期的法学(包括评注法学派)特征的一个重要智识背景。
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法学家同样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即考察他们的知识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回应“法学的科学性”(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Jurisprudence)问题。[29]当时的法学家注意到:如果像公元1世纪末罗马著名的法学家普里斯库斯·雅沃莱努斯(Priscus Javolenus)所说的那样,“市民法上的所有定义都是危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评注法学派   法学的“科学性”   共同法   推释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237.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3年0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