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洪川: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7 次 更新时间:2015-04-27 20: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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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川  
看到"欧战以后,人类遭受如此大劫之后",只有艾略特"将其中隐痛深创如此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她说:"因为艾略特的诗和他以前写涛的人不同,而和他接近得最近的前人和若干同时的人尤其不同。他所用的语言的节奏、风格的技巧、所表现的内容都和别人不同。"这些表明,赵萝蕤认为,《荒原》是一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值得向中国读者介绍。更重要的是,赵认为译介这首诗能切中当时中国诗坛之时弊,她指出:

   但是单是不同还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工夫,乃是我感觉到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觉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我感到新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恳切、透彻和热烈,都是大的兴奋。

   赵萝蕤看到了"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赵在文章最后说得更为直白:"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由此可见,赵萝蕤翻译《荒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或针对性,是她自己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选择,而她考虑所依据的理由是《荒原》本身的独特艺术和思想价值及我国诗歌发展与接受者的现实需要。

   翻译《荒原》,赵先生不仅目的明确,而且其译介策略与翻译方法也独树一帜,充分展现出她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的具有启示性的思考。她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⑩ 一文中曾论述了自己的文学翻译观,刘树森先生在《赵萝蕤与翻译》一文中对赵萝蕤的翻译成就及翻译方法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我以为,赵译《荒原》有三点极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一)"信"字为先;(二)充分利用"周边文本"(11),降低原作的陌生度;(三)具有灵活性的"直译法"。

   "信"就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部忠实于原作,要获得"信"的效果,就必须充分研究、正确理解原作,如赵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所说:"对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她还认为:"文学翻译应该着重一个'信'字。"为了获得"信",赵萝蕤在接受翻译《荒原》任务后,"经过多方比较选择了当时较为理想的版本","首先对《荒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2) 她在1937年版的《荒原》"译后记"中说,为了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她对曾采用哪种体裁形式进行翻译设计了几种方案,如采用六朝的骈体、各种文言以及不同时代的文风,试图以体裁和文风的多样性从形式上努力再现《荒原》所包含的各种语言和文体。完成翻译后,她把"平时留记的各种可参考可注释的材料整理了一下,随同艾氏的注释编译在一起"。(13) 这体现出译者为了达到"信"而付出的努力。她一直坚持的"直译法"目的也是为了译文的"信"。"周边文本"指"序言"、"跋"、"注释"等,由于《荒原》典故多,征引复杂,跳跃性大,读来晦涩难懂,赵萝蕤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作品的陌生度。在1937年的译本中,她一方面对艾略特的原注进行增补,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读者可能理解有难度的地方自己补充了30条注释。1980年,她在修订稿中又增加了15条新的注释,还根据当时中国读者已经长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绝缘、并且"政治第一"的文学批评观还没有完全冰释的情况下,利用"译序"对《荒原》进行"一分为二"的解读。

   赵萝蕤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说,"直译法"是她"从事文学翻译的唯一方法",其内涵是:"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顺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译下去","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句,一个从句,一个句子"。从《荒原》翻译实践来看,赵萝蕤所提倡的"直译法"至少在两个层面体现:一是词序,二是语言风格,即是书面语还是口语体;或者是哪个阶层的人使用的语言,上层人的抑或是普通人的。赵先生在多种文献中谈到文学翻译应该用"直译法"。她强调"直译法"的根据是"内容与形式统一这个原则"。她在同一文章中指出:"形式是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形式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完备地表达内容。"当然,赵萝蕤所说的"直译法"并不是一味地"硬译"、甚至"死译",而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要遵循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她说:"若要直译法不沦为对照法全在于译者选择相应单位是否得当,也在于译者的句法是否灵活。"

   如果我们把赵萝蕤1936年翻译的《荒原》和1980年的修订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修订本更彻底地体现了她"直译法"的翻译观。例如《荒原》第一句:"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1937年的译文是:"四月天最是残忍";1980年的修订译文是:"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刘树森指出:"时隔半个多世纪,赵译仍为该诗流行最广的中译本。"(14) 其奥妙在何处呢?我认为,着重"信"字,透彻理解原作,正确把握原著风格,在尊重汉语特点前提下亦步亦趋的"直译",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原作的陌生度,是她的译文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

   赵萝蕤不仅第一个把《荒原》译成中文,而且她还是中国最早撰写研究《荒原》专文的学者。(15) 她的研究心得不仅体现在前文谈到的《荒原》的翻译及注释中,更体现在她专门撰写的研究论文里。尽管她的论述不多,主要是40年代初写的《艾略特与〈荒原〉》,80年代初为修订本《荒原》写的"序言"和稍后一点的《〈荒原〉浅说》。但这些论述却闪烁着深刻的洞见和独到的见解,反映出中国学者在某个特定时期解读和接受《荒原》的基本思路。

   《荒原》汉译本出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四处掠杀,赵萝蕤与中国众多百姓一样,生活不定,流离失所。直到1940年左右,宗白华问起《荒原》下落,她才寄赠一册与他。"宗先生觉得此诗的作者与本诗,都有加以解释的需要,命我写一篇关于艾略特的文章。"(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这便是赵萝蕤的论文《艾略特与〈荒原〉》的"缘起"。该文是中国学者第一篇有分量的《荒原》研究专论。它"全面评析了艾略特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是国内评论艾略特的先驱文章之一",(16)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荒原》解读和接受方面具有代表性。

   文章先交代了她翻译《荒原》的情况及原因,然后主要讨论《荒原》的艺术特点。赵指出艾略特与"前面走得不远"的诗人们如丁尼生、史文朋、洛维尔(按:洛威尔)、孔敏士(按:卡明斯)等不同,他们的诗歌是"浮滑虚空"的,而艾略特则是"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紧接着,文章从现代诗歌节奏、繁复的典故运用、对照与讽刺诗艺方面探讨了《荒原》的成就,探讨这首诗的"独到处"。著名文论家R. 韦勒克在谈到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时,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其为莎士比亚的东西,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17) 一个作家的"独到之处"就是他的"个性与价值",一部作品的"独到之处"也同样是它的"个性与价值"。因此,赵文要讨论的正是《荒原》之所以成为《荒原》的独特价值。

   《荒原》首先在形式上打破英国诗歌传统的藩篱,采用日常语言和"自由的诗句"(vers libre)的节奏,表现出其现代性特质,正如新近出版的《哥伦比亚英国诗歌史》所言,《荒原》具有"措辞上极端的现代性"(absolute modernity of diction)。(18) 赵文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还大量引用《荒原》中诗行来说明诗歌内"所含的各种情致、境界与内容不同所产生出来的不同节奏"。换句话说,在《荒原》中,情致、境界与内容决定节奏。赵举例说,第一节"死者的葬仪"开头:"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了丁香,掺合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给健忘的雪盖着,又叫/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赵文分析:"这一节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和残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开之始断句,更使这四句的节奏迟缓下来,在原诗亦然。可是第五行'冬天保我们温暖'是一口气说的……是一气呵成的句子,在第一至七行中是一点生命力,有了这一点急促琐屑,六与七行才不至疲弱和嘶哑。但自第八行至节末,节奏完全不同了。"赵还举出了第二节"对弈"中三段诗来展示其"变化更快而紧迫"的节奏。叶公超早在赵译《荒原》的"译序"中就指出:"爱略特感觉一种格式自有一种格式的功用……但是当情绪转变的时候,格式也应当随之而改变;结果是,在一首较长的诗里,如《荒原》,我们应当有许多不同的格式错综在里面。"(19) 赵显然是读过叶文,但赵的论述比叶公超有更具体深入的文本分析。

   典故运用显然是《荒原》的重要特色,旁征博引是艾略特的惯用手法。P. 帕普落斯基在新出版的《现代主义文学百科全书》中说:"《荒原》实质上就是许多碎片的集合(collection of fragments),有些碎片直接来自于其他文本,艾略特拈来后适当调整构成新的整体。"(20) 赵用大量篇幅讨论艾略特的用典。她还注意到叶公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叶认为艾略特的用典与中国的夺胎换骨有"相似性"(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而赵则认为两者有重要的不同:"即宋人之假借别人的佳句意境,与本诗混而为一,假借得好,几可以假乱真,因为在形式情绪上都已融为一体,辨不出借与未借;而艾略特的用典,乃是把某人某事整个引进,奇峰突起,巉崖果成,而且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情绪,和夺胎换骨的天衣无缝并不相同。"这体现出赵作为学者的独立品格。依我看,艾略特丰富的学识和独特的传统观使他在创作中广征博引、左右逢源,并能把"向别人借来的东西溶化于独自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艾略特语),这确实与夺胎换骨极为近似;但他又常常直接引用英语以外的其他作家的原文,或通过注释,表示出他的用典来源,这确又是他的独特性。

   赵文认为,《荒原》由"紧张的对衬而迷到的非常尖锐的讽刺的意义",这构成了该诗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即对照与讽刺。赵文说:"这是一种戏剧家常用的技巧:正在融洩春光,忽然一场暴风雷雨,使天惨地愁,沉郁到更加不可支持的地步","这种尖锐的讽刺往往和用典的技巧相得益彰"。她列举《荒原》中描写女打字员与别人淫乱后的情态,"艾氏引入歌德施密斯的一个歌(详见253行注)。这歌本来是咏叹美丽的女人堕落时的哀怨感伤,叹息贞操,歌唱淑德的,而在艾氏的移用下便成为:'美丽的女人堕落的时候,又/在她自己的屋里来回走,独自/她抚平了自己的头发,又随手/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美丽的女人堕落了,但没有忏悔与哀叹,而是机械地、漫不经心地在留声机上放一张片子,多么尖锐的对照与讽刺!

   文章最后谈到了《荒原》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指出:"要给他一个不亢不卑准确的估价,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时代。"这样,赵文就由《荒原》的技术分析进而深入到了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只是结尾显得过于匆忙。

   一般认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是意象派,而意象派主要是从诗歌语言上对传统进行革命,正如诗人罗·邓肯在《H. D. 的书》中指出:"意象派诗人摈弃的十九世纪专门的'诗词语言',追求普通日常语言的句法和韵律。"(21) 从技术层面看,意象派要求现代诗歌运用日常语言,自然节奏,这正是后来艾略特等英美现代主义诗人所遵循的信条。赵精细剖析《荒原》所运用的语言及节奏,并认为这是《荒原》"技术独特性"的重要表征,这说明中国学者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释读已经比较深入。

众所周知,尽管《荒原》出版后受到庞德、威尔逊、艾肯等大批评家的赞誉,I. A. 瑞恰慈在1926年再版其《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Theory)时在"附录"中也写有"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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