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翻译小说在近代中国的普及[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5-04-24 16: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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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康  

   内容提要:近代翻译小说是影响我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但其中大部分都含不同程度的本土自创成分,严格的翻译只是少数,中国读者长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使外国小说进入中土经历了较长的曲折过程。翻译小说在光绪最后几年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报刊的登载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这又是长期以来研究中遭忽略的一个环节。本文重点讨论近代的最后十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报刊翻译小说的繁荣期,但为了能观照全局,也仔细描述了在此之前数十年间翻译小说发展的历程。


   在讨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时,外国小说的翻译一般并不包括在内,然而近代的情况却应是个特例。翻译小说在中国开始成批出现的近代,正是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之时。这是一次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转型,其时的小说创作与先前相较,无论是内容与形式,还是思想倾向与艺术表现手法,都发生了明显的改观,而无论哪一方面的变化,其间都有翻译小说的影响乃至刺激因素在。如果当时翻译小说还没有进入中国,现代小说就不是今日见到的这般模样,而若将翻译小说排斥在外,那么在探讨近代小说的各种变化时,就无法对其动因及走向作出圆满解释。

   近代小说研究必须包含翻译小说在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那些作品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本土自创成分,严格按照原文翻译的作品只是其中的少数,故而近代的译者往往不称自己的作品为翻译,而是特地标识为“译述”、“编译”、“译演”、“译意”、“译编”、“意译”、“译著”、“辑译”、“演译”等等。这或是因译者外语水准有限,无法全按原文译出,故而只能既译又编;或是译者又有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假托原有的故事而直抒胸臆;有的译者则为着译作的行销,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与欣赏习惯,以此为标准对原作大加改造。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是不按原作翻译的一个典型。此篇最初连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国民日日报》,号称是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节译,但其实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男德还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内容在雨果的原著中根本无法找到,而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当时的评论就已指出,这篇翻译小说的特点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批判矛头实际上是直指本国的专制统治,而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译者便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雨果。《新小说》连载的《电术奇谈》也是较典型的一例。此篇原是方庆周的译稿,已是“译述”了,可是吴趼人又将它“衍义”一番,篇幅从六回猛增至二十四回。大量的内容“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而人名、地名又早由译述者“一律改过”,已全然中国化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作品便于传播,即所谓“俾读者可省脑力”、“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3]“衍义”者有意以“冀免翻译痕迹”[4]为标榜,我们很难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译作,但也无法归于自著,或称其为半本土化的创作较为恰当。这类作品在近代是相当庞大的存在,它们本来就应属于近代小说的研究范围,而且又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考察近代小说发展变化时,就须得将当时的翻译小说包括在内。

   尽管这类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小说,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与逐渐繁盛,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如果除去外国传教士翻译的作品,如《意拾喻言》(《伊索寓言》)、《天路历程》之类不算,那么有中国人参与的翻译小说最早当是同治十一年(1872)四、五月间刊载于《申报》的《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与《乃苏国奇闻》。创刊伊始便接连推出这些作品,使人感到刊载翻译小说是申报馆办报设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刊载三篇后便戛然而止,而且等《申报》重新再刊载小说,则已是三十五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那时小说几乎已是各报必备的内容,《申报》已是个落伍者。报载小说的目的是助报纸行销,而从满怀热情地推行到决然中止,显然是申报馆发现实际效益与原先的预想并不相符。当时申报馆所办的《瀛寰琐纪》连载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但刊载了上卷后,并无意再续载下卷,其原因也当如此。

   申报馆开创了翻译小说进入大众视野的先例,但中国读者反映的冷淡迫使其改变了初衷。读者们首次接触报载小说,而且一篇小说还要分多日连载,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使人一时难以接受。在另一方面,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由几百年来的积淀而养成,猛地要镶嵌入外来物,自然会像接受器官移植般本能地产生排斥。申报馆本以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连载《昕夕闲谈》时,就既标榜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等中国传统的主张,又称其“命意运笔,各有深心,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5]译者还重新分割全篇为五十五节,每节自拟双句对偶标题,如第一节便是“山桥村排士遇友,礼拜堂非利成亲”;各节结束处也都照例留下悬念,均套用“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等语,一如传统的章回小说。可是,译者煞费苦心如此,读者们却还是不习惯这类舶来品。

   《申报》刊载翻译小说以及随后遇到的挫折是个偶然事件,但它却蕴含着必然性,因为此时翻译小说成批地进入中国的各种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暂且撇开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这一因素不论,而且我们还可不妨假设申报馆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随后又会出现什么景象呢?《申报》上翻译小说的刊载或许还可以努力维持,但翻译小说就此顺势在中国兴起与流行却是决不可能之事。若要外国小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其先决条件是须得有一批通晓外语且有志于文艺的翻译人才,相比之下,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方面的障碍反倒是第二位的问题。可是,当时懂外语者属凤毛麟角,培养翻译人才的计划还正处于启动阶段,而后来培养出的人才,首先也得满足刚被迫开启国门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与工商业等领域的急需。这也是为什么要过了近三十年后,才能在中国看到翻译小说兴起与流行的热潮。在那三十年的过程中,中国读者渐渐地对外部的事物已不那么陌生或排斥,也有兴趣接触与了解。然而即使在那时,如何兼顾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率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且又较为成功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它的创刊号上刊载了《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显然是因为颇受欢迎,随后它又接着连载了四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些作品的连载持续了一年,随着《时务报》的风靡传至各地。《时务报》的尝试为翻译小说进入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作品题材是侦探小说应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后来该流派作品数量之多,以及流传经久不衰也可反证这一点。侦探小说情节曲折,其悬念与神秘性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案件实质不外乎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等,归纳其根本,都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财、色二字。可是破案过程却让中国读者折服了,这里没有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而是全靠惊人的智慧、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最后人证物证齐全,分析滴水不漏,案情大白,凶手伏法。情节跌宕起伏,一环紧扣一环,气氛紧张神秘,有时还有点恐怖,而案情随之渐渐明了,受到震撼与冲击的读者一旦捧读,就不忍释手,读罢掩卷思索,也可有许多收获。那些侦探小说宣传的是公平公正的思想,最后都是好人伸冤,恶人受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与中国传统的劝善惩恶精神有某种一致性,大团圆结局也为读者所喜闻乐见,这些都有助于克服阅读时可能产生的障碍。当然,破案过程中居然没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几乎必不可少的如严刑逼供之类环节可能会使读者惊讶,但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科学与文明方面确实是逊于别人,这或许就是《时务报》刊载这类作品的目的之一,编者借此也可宣传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在翻译小说占据了中国广大阅读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后不久,紧接着又有一类新作出现在人们面前。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它立即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全新的,其中也有许多中国读者陌生的东西,如舞厅、剧院、社交场合、社会风尚以及法国的浪漫情调等等,但其内容却是读者熟悉的,自唐代以降的各朝各代,何曾少过描写才子与妓女故事的作品?《茶花女》中主人公马克格尼尔的美丽善良与其命运的悲惨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真挚的爱情不得不屈服于门第等级观念与金钱势力的压迫,这则故事里的许多元素其实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都可找到,但也应该承认,似尚未见有如此作这般的哀婉凄艳,而林纾的译笔又传神动人,一时间读者们多已知晓这部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的作品,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确是对作品流传后轰动效应的真实写照。与侦探小说相类,在来自西方的言情小说中,弥漫于作品的氛围、各种理念与制度,甚至人物的言行举止对读者来说都较陌生,而他们正是通过阅读对西方这方面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新译包探案》[6]合为一书出版,几家报纸几乎同时刊登广告推出,其行销盛况可想而知。《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来有多家书局出版与再版,其他言情小说也接踵问世,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与其他侦探小说也是一出再出,言情与侦探终于推动了翻译小说在中国畅行无阻。与此相适应,中国读者在欣赏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时,逐渐接受了这种西方的叙事策略与技巧,长期以来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开始显示出多元化。

   几乎在同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至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提倡政治小说以助维新变法之声势,其理由是“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7]在《清议报》上接连推出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是他的实践,鼓吹翻译或自创政治小说则是其“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内容。虽然其时政治小说翻译得并不多,但梁启超凭借其声望的力荐,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作为“小说界革命”标志的《新小说》的创刊,则是他理论主张的贯彻。到了这时,翻译小说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它们已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更重要的是,自此已开始了连续性的运动态势。若只是对这个连续的运动过程作考察,那么其起点应是《时务报》的翻译小说。其后,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等都刊载或连载了翻译小说,在他的“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影响下,后来小说刊物接踵而出,它们无一不载翻译小说,就是其他专业性刊物,也时不时地刊载与之专业多少有点相关的翻译小说。相比之下,日报刊载翻译小说只是稍迟了一些,光绪二十九年(1903),翻译小说在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同文沪报》与《国民日日报》上开始出现,这可视为对“小说界革命”主张的直接呼应。第二年,影响甚广的《时报》、《中外日报》加入了这一行列,而后来重要的日报,如《神州日报》等,在创刊时就将刊载翻译小说作为该报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时,早在同治年间就曾推出翻译小说的《申报》,反应反而明显迟缓,它直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才开始重载翻译小说,由此可见三十五年前尝试的失败,给它留下了多深的印记。

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报刊上刊载翻译小说已经相当普及,这一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新型的传播工具,众多的报刊提供了充足的刊载园地,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能大量地面世,这意味着此时翻译小说在中国进入了快速递增的轨道,也可以说,它在中国进入了普及的阶段。其次,报刊刊载小说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的行销,它们与读者间又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联系,翻译小说在报刊上蜂拥而至,表明这是颇受读者欢迎的品种,而其前提是读者们在接受方面已无大的障碍。这里固然有译者千方百计适应读者欣赏趣味的努力,而读者们也在与时俱进,渐渐越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的藩篱,慢慢地开始适应了外来的新文体。第三,报刊所载翻译小说能否得到读者的喜爱,这直接与报刊行销的状况相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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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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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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