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5-04-23 11: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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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 A.Almo 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 ) ,  Understanding Political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着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 沃德(Robert E. Ward )和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 )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Culture  andPolitical Development), 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宾德、 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 摹墩?畏⒄怪械奈;?牒蠊?罚–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 卷(1975 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 Tilly)主编的, 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 )领导十余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着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 Civil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 Democracy inFive Nations)。(注:ibid., pp.441—444.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着,  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 Development 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着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的实际观点? 〈?缁嵫У某橄罄砺郏?艘嘁殉晌??舱?呗壅叩钠毡橹髡拧!保ㄗⅲ撼潞梃ぃ骸墩?畏⒄估砺邸罚??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着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着作中;“比较历史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方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着作中。发展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认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实际上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注:A. H. Somjee, Development Theory: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s,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at Chapter Ⅰ. )但我还是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受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发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时也为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注: 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nbs p;ed. ) ,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一般都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建立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标。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与政治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且实际上要求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制度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人们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艾森斯塔特说:‘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认为,社会成了国家,这些国家是建立在多元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终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采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一切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入‘现实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国家就是各种权力成分之间的协调者。昔日的阶级冲突不复存在;劝说、推动和示范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战场在走廊里,而不在街上;备忘录、警告代替了流血斗争。政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将这样实现,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公正的民主原则,并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协调社会的利益。”(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91页、第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然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却没有获得它的阐释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动乱,并且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种现实也削弱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也指出了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他说,人们一般都认识到,“第一,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多学科特质的发展问题,只做了口头服务,而且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做非历史的研究,其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颇令人遗憾。第二,现代化理? 鄄荒芰私饧敖饩龉?噬缁嶂小?小?ǜ唬┖汀?挥小?ㄆ叮┕?抑?涞募?瞬黄胶獾牟聘环峙湮侍狻;谎灾??执??砺鄄荒芩得骷敖饩鼋?焦ひ倒?矣敕⒄怪械摹?谌?澜纭??抑?渲鸾ダ┐蟮钠陡徊罹唷T凇??瞎?谝桓龇⒄故?甑墓?史⒄共呗浴?ā?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的后半期,发现不能解决落后国家的贫穷问题,悲观主义随之弥漫。”(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 第9—1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有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发展并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建设性主张。于是,政治发展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有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一般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情况来说,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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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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