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 次 更新时间:2015-04-22 10: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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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与西方文明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也就是自由对压迫、和平对武力征服的斗争。

   今天,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与和平对压迫与侵略的斗争。

   西方问题的焦点,在于纳粹的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而太平洋区域的问题,在于中、日间的冲突。两方面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为求彻底了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本质,我们必须就中、日历史事实,作一对照性的分析。

   (一)中国在两千一百年前,即已废弃封建制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当时的日本,尚在军国封建(幕府)制度的巅峰时期。自那时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袭,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派瑞(Commodore Perry)迫其开放门户,始告终止。

   (二)两千一百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几乎没有阶级的社会组织。政府官吏的产生,都是经由科举考试的竞争选拔出来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来,都是武人政治。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许他人问鼎的。

   (三)中国在权威鼎盛时期,也从不鼓励武力侵略,而一向厌弃战争,谴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行为。相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袭而来的国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陆作领土的扩张,和妄图征服世界。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对照,在中、日两国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民族的国民性和社会体制,也就在这些史实的推演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日本成为一个极权黩武的民族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以便了解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

   远在纪元前二二一年,中国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统一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诸侯割据时代,称为春秋、战国。在这个时期中(尤以纪元前600~200年间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发展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大放异彩,与西方古希腊思想、文明的兴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零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零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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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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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适文集·第12册》卷七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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