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好赌。搓麻将、斗地主，拿点小钱做赌注，这是全民性大众化的赌博方式，比之纯粹的赌博，或多或少还带点娱乐消遣和社交聚会的成份，所以大江南北，渐成风俗。这是第一类的赌，因闲而赌，只要限时限额也无大碍。真正有条件大赌的，还是政商精英，“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大约也产生了“先赌起来”的一批人。据说因为他们在澳门、拉斯维加斯的大赌场以一掷千金的方式扬我国威，已经让外人对中国富豪刮目相看了。富人用自己合法赚得的钱去境外合法的赌，那也是人家的权利。拿公款和赃款豪赌的公仆们，却不能不让人切齿痛恨。这是第二类的赌，因富而赌，玩的就是心跳，输掉的是花不完的闲钱和黑金赃款。第三类的赌，便是贫民们拿全部身家性命做赌注期以改变自身命运的集体赌博，因贫而赌，让我心痛、让我悲哀、更让我难过！《地下六合彩瘟疫》让我看见这么一群贫穷的赌徒、这么一种可怜的赌博：邪魔附体般痴迷狂热、瘾君子般不可自拔，免疫力完全丧失，赌徒始而灾民终，有如飞蛾扑火般悲壮！

责备民众的非理性或非法是片面的，我始终坚信人民即便有责任，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当一种病态在一时一地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必是社会的机理出了问题。湘北地下六合彩事件让我想起前些年的“地下钱庄”、“非法集资”、“传销”，还让我想起“河南爱滋村”、“湖南鸡头村”和广东福建的“造假村”、“走私镇”、“贵州的军火村”，这些事情看似不相干，实则有共同的根源。为了比较大的利益，不惜比较大的付出，甘冒更加大的风险，最终造成个人的不幸和社会的灾难。

穷则思变。安于贫穷是保守，勇于致富是进取，但致富的机会却不是人人平等的。缺少机会的穷人怎么办？这二十多年里有一个虽未经论证但广为传播的“理论”，简言之就是致富有捷径、财从险中求。忽视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视长远的制度建设，忽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因素，从政府到专家到企业大谈所谓“抓住机遇”、“剑走偏锋”、“金点子”、“擦边球”、“一招致富”的“速富论”。我读过不下三十本某富人、某成功企业和某地的富裕史，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在某关键时刻，未来的富者抓住了一次特殊的机遇，做了一次非凡的决策，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拼命一搏，换得从此飞黄腾达。“财富故事”大抵如此，我深以为这种故事忘记了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作用，对渴望富裕的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具有不良诱导。最不幸的是，“下海赌机会”、“炒股赌政策”、“明星赌贵人”、“律师赌法官”，恰恰正是我们社会的惯常现象。我并不怀疑富人命运中有豪赌式惊心动魄的一次出击，但我绝不相信它能成为社会富裕的一种普遍模式。在中国，某时某地出现一个“致富典型”，如果这个典型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无关，它便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支柱产业”，所以不仅出现了纺织镇、五金村，也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卖血村、骗子村、假烟镇。

“传销”和“六合彩”在境外是正常的商业和博彩模式，但在贫穷的失业者和农民那里，却煽起了迷信奇迹的激情和宗教信仰般的狂热。传销被称为“经济邪教”，地下六合彩则是比传销更可怕的“经济瘟疫”。并非精心设计的骗局，稍加分析便可识破，显然骗术的高明与否不是主要因素。一旦国家立法管理，包括地下钱庄、传销和买码未必不可以合法经营。从湘北“买码”1/49的中奖概率和40倍的高赔率来看（比官办福彩和体彩的中奖率要高得太多），庄家的平均利润率也并不高。以香港六合彩开奖结果设局，不可能人为操纵，庄家本意应该是开赌局而不是开骗局。但赢少输多、常赌必输，村民、教师和参赌的官员们一定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何以地下六合彩能瘟疫般流行？何以赌码具有政治运动一般的号召力，全民参与、老少咸宜？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已经没有可供选择的正常致富途径，或者常态下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和正义性反而不如赌码。对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人群而言，上述两个因素都是明显成立的。有一个简单的算术，如果赌码的穷人想成为富人，比如说他的家境只允许他投入25元，可他希望每月收入1000元，那么，他用正常的方法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是0，但赌码却给他1/49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命运面前人人平等，于是他宁愿25元钱血本无归去搏那1/49的致富良机。假如他富到有每月800元的投入能力足以赚够1000元，假如他仅靠每月25元能公平可靠地赚得50元逐步实现稳定积累，也许他不会成为痴迷的赌徒。这正是传销与地下六合彩之成为贫民的财富游戏的原因。

任由地下六合彩流行下去，将抽干贫民赖以维持生计的资金，从根本上淘空社会稳定的根基。但是，在区域性群体性的赌博瘟疫面前，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是令人沮丧的。正如成功的走私者必受海关的庇护，成功的妓院必有公安做后台，嚣张横行的私彩背后自然也有官员和庄家的交易。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不能不去保卫人民的活命钱袋，从消极的方面，消除腐败，打掉大大小小的私庄，这是治标之策，从积极的方面，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地公平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乃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