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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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属于研究报告性质,主要涉及“魁阁”时期的三项人类学研究及其“再研究”。作者借一项科研课题的记述,表明了其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类学探索的联系与差异的看法。费孝通的禄村研究、许烺光“西镇”(喜洲)研究、田汝康的“摆夷”(傣族)村寨研究,均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完成,分别从民族志的田野经验中提炼出有关土地制度、祖先祭祀及人神关系的分析框架。尽管研究方式各自不同,但总体而言,三项研究已共同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差异。自2000年起,在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在这期间,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禄村、“西镇”(喜洲)和那目寨进行了重访。他们参考了近30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对“再研究”提出的看法,依据各自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素材,思考了社会变迁和学术观念的转变对于“接续性研究”的双重影响,通过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若干具有继承和反思双重性格的观点。本文依据三项“再研究”的学术所得,强调指出公共仪式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文章还试图重新思考曾经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文区位学”方法。

   关键词:“魁阁”再研究 交换 公共仪式 人文区位学 人类学

  

   上个世纪30—40年代,云南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主要田野工作基地之一。30年代初期,已有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在滇中和滇西地区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家江应樑先生也云南调查傣族。1938年,抗战失利,“国难当头”,大批学者云集西南,集中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术机构。贯通中西的前辈在西南“边陲”奋力开拓,在他们的共同努力,文、理、工、医、农诸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得到了空前发展。人类学、社会学和边政学的调查研究和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在这些学科中,一批有志者涌现于学林之中,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求索,做出为后世所不及的贡献,为中国学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世纪之交,正值云南省政府设立“省校合作”项目,云南民族学院(现改称“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得到支持设立“重点学科”合作立项。为了光大“联大时期”的学术遗产,作为合作课题研究人员,我们于2000年9月提议对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选题获准后,我选择了几个田野工作地点为社会调查基地,组织社会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参与其中,展开跟踪调查。在课题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许烺光在大理“西镇”(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田汝康对“摆夷”(傣族)村寨进行的研究。[1]这是一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者依据民族志方法的严格要求完成的研究。三位老一辈人类学家,都曾是呈贡“魁阁”社会学工作站成员,他们的相关成果也可谓是中国社会人类学“魁阁时期”的代表之作。

   “魁阁”这个概念,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一个特殊年代里做出的有个性的学术成就。1938年,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后,带着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赠给的50英镑,乘坐海轮,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云南。起初,费孝通在云南没有找工作,而利用他一位亲戚在禄丰县传教的关系之便,进入该地并选择禄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计划以这个社区为起点,推动一系列的“类型比较”研究。1939年到40年代初期,费孝通任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主任,1940年,为了避开日本战机的轰炸,研究室迁移到呈贡“魁星阁”(即“魁阁”);此后,费孝通便在那里召集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活动。参与这个团体学术活动的,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中,社会人类学方面除了费孝通本人外,还有张之毅、许烺光、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等(费孝通1993:189;张冠生2000:181-187;潘乃谷2001;王铭铭2004)。对于后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批学者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魁阁”的这批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往我曾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接触过。10多年前,我涉猎“魁阁”的成员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创作了几部经典,包括上面提到的费孝通等的《云南三村》(1981[1951])、许烺光的《祖荫之下》(1948)、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摆夷的摆》,1946)。在伦敦读书时,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学生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就曾对我介绍说,他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时弗里德曼要他读的书,除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之外,这三本书也被视为必读书。[2]后来,我自己在弗里德曼自己的论著里也看到,他的理论的提出,与他对于这三本著名的反思的确有密切关系。[3]为了在弗里德曼的脉络下思考中国民族志研究的局限性,我曾花了一些时间浏览这些早期社会人类学论著,初步感受到了它们的特殊魅力,使我产生访问这些著作论述到的地方的愿望。

   在海外对“魁阁”社会人类学的“间接经验”,后来又与一个本土的学术追问联系起来。大约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潘乃谷教授递给我一个复印的稿件,用一贯的低声细语说:“这篇文章有点意思”。文章是作家谢泳写的,题目叫“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内容大致说来是关于西南联大时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特殊时代,作者在文章里充满激情地说,费孝通先生在“联大”时期带领的一小批知识分子,曾给现代中国学术演示了“集团化”的可能(谢泳 1998)。这位作家后来还撰文感叹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逝去的年代”里开创的事业,今天已很难全面复兴。潘乃谷教授让我看他的文章,可能是因为她认为“魁阁”时期脚踏实地的学术工作方式和“团队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人类学学科建设中,仍然值得我们继承。我对“团队精神”一向关注不多,但她的一席话却使我更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新一代研究者从前辈走过的学术道路中温故而知新,“魁客”这个概念及它代表的一切,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在21世纪开初启动的云南省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省校合作”计划,为我们实现在重访中温故而知新的愿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到2003年中期,我们逐步完成了对三种研究的再调查。[4]实施调查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相继完成了三个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已作为他们博士论文提交答辩。[5]三篇博士论文在专题研究方面各有所长,其研究主题建立在三位前辈社会人类学家的既有民族志基础之上,分别围绕土地制度(张宏明2002)、地域崇拜仪式(梁永佳2003)和“人神交换”(褚建芳2003)展开研究,在继承中反思,从各自的角度阐明各自对60年前人类学家提出的论点的意义与限度的理解。作为课题的主持人之一,这些年来我配合三位博士生思考问题,也短期访问过他们研究的社区。本文依据三篇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收获和个人的零星印象写成,它追求在这些论文留下的可供再辨析和再探讨的空间中提出问题,以期得到进一步讨论。文章属于报告体,它将依次概述以下内容:

   (1)个人对课题形成思路及意义的理解;

   (2)具体研究的前后情况及学理上的收获,特别是在土地、仪式与交换之间关系研究中的收获;

   (3)对与课题主旨密切相关的“人文区位学”问题的讨论,兼及“历史人类学”的意义。

  

   一、从跟踪调查到再研究

  

   课题研究属于“跟踪调查”的范畴。关于“跟踪调查”,国内外在做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倾向于比较过去与现在发生在同一个田野工作地点的事情,尤其是社会变迁和发展;国外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于同一田野工作地点的认识产生的影响(张宏明 2002:1-3)。国内称对旧田野工作地点的再次研究为“跟踪调查”,而海外人类学则称之为“再研究”(re-studies)。对于“跟踪调查”这个概念,我们不难理解。费先生对于花篮瑶、江村、云南三村等的“重访”就是典范(参见费孝通 1998),而近期发表的对林耀华等前辈的村庄的继续研究(庄孔韶 2000),也已广为人知。什么是“再研究”?国内则讨论得较少。在海外人类学中,这个范畴里的范例中最有名的包括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再研究”(弗里曼 1990)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与奥贝塞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基于各自对对方论述的“再研究”,针对夏威夷人与英国殖民者船队之间文化接触事件提出的相互批评(参见萨林斯 2003)。与国内的“跟踪调查”不同,海外人类学“再研究”一般沿着学者自身思路的变化展开,如弗里曼从人性与文化的关系思路的变化展开对米德研究的“再研究”,而萨林斯与奥贝塞克拉针对土著观点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展开的争论,则与各自采取的不同“土著观点”有密切关系。

   在海内外人类学界对“跟踪调查”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怎样给我们的课题一个合适的定位?这个问题在课题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6]费孝通先生曾在百忙中拨出时间亲自教导三位博士生时,多次回忆起“魁阁”,据此延伸出一种对研究方法的一般看法。2003年7月间,针对“跟踪调查”,费先生反复提到两种学术道路,他说:“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 [7]也就是说,“跟踪调查”与“再研究”的做法各有其优点,新生代学者对旧有田野工作地点进行重访时,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两种并重。就我的理解,费先生的这一席话,也敦促我们避免 “跟踪调查”或“再研究”的简单化倾向,辨证地看待对前人的成就的继承与反思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要把握这种新式的综合性“跟踪调查”的分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研究的地点,都是前人在过去选定过、研究过的,各自研究的主题,也已在60年前由田野工作的“始作俑者”界定过了。[8]怎样使我们的研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我看来,对我们所选定的三个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前辈学者的民族志研究是扎实的;新一代学者展开“跟踪调查”,不能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于是,我深以为,课题成员应在不重复“跟踪调查”的简单做法的同时,“慎终追远”,避免像一些海外人类学家那样,追求理论阐释的极端相对化,以推翻前人的解释、揭露人类学前辈的缺点为业。反过来说,我们却也不能停留于“过去”与“现在”的重复论证中,而应结合“再研究”的学术反思方法,既在资料的搜集方面多做努力,又尽可能在理论创树方面有所作为。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这一双重的目的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课题的总体目标界定为“反思性继承”。何为“反思性继承”?这个词组含有的想法,并非是一种什么理论,而仅是一种学术态度,它的意思无非就是说,研究者要在研究中培养学术的自主性,要培养学术的自主性,就要知道前人的成就及其局限性,“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意识到前人研究的珍贵价值的同时,对学术的积累提供知识增添(参见梁永佳2003:3)。所谓“反思性继承”固然很难满足今日盛行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要求(后者倾向于主张全面的反思);但它对于促进研究者脚踏实地地展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学科建设,也有着特殊的价值。

“魁阁”社会人类学研究已经完成60多年了,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选定的田野工作地点进行跟踪调查,我们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把握被研究的社区的旧面貌和新变化。同时,在新世纪来临之初实施旧有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跟踪调查,也为我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一个绝佳的空间,使我们能重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故地”,在那里追溯社会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线索,在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学术事业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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