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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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乃至四川凉山的土司制度,都是和现代民族国家所要求的公民平等体制相背离的,也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中央权威处于垄断地位的一种消解。南京国民政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自身仅仅是完成了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之实力所限,加之当时复杂的边疆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其国族整合的努力固然值得肯定;但显然未能实现国民政府的相关制度初衷。这也和南京国民政府自身极强的精英主义色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两面性有关。

   很大程度上,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并不具备动员群众改造边疆多民族地区旧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交往媒介,在边疆、民族事务的具体施政方面也过于实用主义而缺乏长远的规划与通盘考虑;更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支撑。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整合的相关政治努力,固然有效的增加了边疆各民族人民对于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但在边疆治理和国家建构层面,其效果和成绩是有限的。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从清末开启的民族治理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之路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未雨绸缪,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践证明,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即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和参与管理本民族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建国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联系、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于中央政府政治认同感的重要渠道;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后,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正常的地方治理任务的具体承担者,可以说,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必备的人事条件,实际上也为国家在民族地区民族治理转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政治精英基础。另外,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顺利建立,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成为可能,是少数民族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生动体现,也表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已建立起基本的地方政府管理体系,同时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塑造现代政治权力体系的一种努力。可以说,正是通过各级民族自治机关的建立,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直接联系,而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为代表的治理模式,还是清末民国时期边疆新政的政治努力,都未能做到的。

   因此,无论是清末新政,还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整合与边疆治理;实际上由于整体国力的羸弱和其时内忧外患的乱世危局所致,除了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尽最大努力维持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完整之外,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治理体系重塑和国家建设中并未有非常显著的成效,这种民族治理模式的真正转型和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巩固,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注释:

  

1.如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的"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提出的"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以及《清帝逊位诏书》中对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等,均强调"五族合一",共铸大中华民族的中华国族建构。

   2.在1933年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根据宪法起草主稿委员会的推选所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吴稿)中,分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四篇。第二篇民族中第一章为民族之维护,其中第一条即为"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草案第九条),第二条为"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但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应抵御之"(草案第十条),第三条、第四条均强调了与他国私自媾和、签订密约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应认定为无效"。之所以如此规定,正是意在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对于积聚国内各民族、阶层力量以抗击外敌,而强调勾结外敌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实际上也是对于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不得行违背民族大义之事的严正声明。这自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策划、怂恿一些边疆分裂分子以所谓"民族自决"的名义行卖国裂土之事的政治阴谋有关。而在其后以吴稿为基础、采拟各方意见所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中,也专门规定了"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其后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4年10月16日通过)则表述为"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第5条),;935年10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中改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而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中又改回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见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942页、第1031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这自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撺掇一小部分边疆上层分子借"自治"、"自决"之名行分裂中国之实的政治情势有关;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同空前的生存危机,而也正是这种空前的生存危机,使得各族人民面对国难、携起手来、共抗外辱,现代中华民族意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觉醒。

   4.关于中国参加一战的决策、进程以及寻求进入国际主流权力秩序的努力,可参见马建标:《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中的分析,三联书店2008年版。

   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4至48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一定程度上有共产国际意志(苏俄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其执委在共产国际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和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共产国际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代表着苏联的意志),如前述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争议,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和当时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现状,使得政治精英们的最终选择还是倾向于单一制。

   1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197页。

   14.《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254页。

   15.(日)松本真橙:《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惠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16.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6-1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7.而敢于直接提出反帝的民族革命主张、从北洋时期的"修约"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废约",也说明了孙中山和他代表的国民党对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当然,国民党以及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对于殖民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硬立场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仍然对于清末以来"以夷制夷"的外交传统具有极深的路径依赖,虽然和北洋政府相比已有重大进步;这方面一个典型事例即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对藏政策,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关闭与英国再就该条约进行任何谈判的大门;主张西藏问题应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协商解决,西藏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英方插手干预,显示出比北洋政府强硬的外交立场,但这种强硬立场是有限的,一旦危及其对英以妥协为主的政策时,它就软化了;详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2001年版,第292页。

   18.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4-3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版。对国民党的改造、黄埔军校的建立,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划分,都是"以党建国"思路的一种体现;而北伐军的势如破竹,也证明了这种思路的成效。但国民党党员构成极为复杂、内部政治势力丛生,且缺乏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意识形态、以及骨子里的精英主义思维,所以最终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旧式军阀政治的困局;但和北洋时期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至少拥有一党执政的政治地位,虽然其内部四分五裂、各地军阀自行其是。

   20.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21.此《宣言》中将"自决权"和并无"民族自决"资格的"ethnicgroup"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源于孙中山将辛亥革命后各省时常出现的宣布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的所谓"独立"混为一谈,也推崇所谓"独立"再"联合"的共同共同"建国"之道,即宣言中所言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根据杨思机的研究,国民党一大宣言"系由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经孙中山批准和国民党一大通过",上述内容也系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交给国民党莫斯科访问团的决议为蓝本","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帝国主义'压迫'各少数民族',要求国民党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共产国际主张联邦制,国民党倾向单一制,妥协结果将自有与统一同时写入宣言";见其文《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16-117页。共产国际的做法,是将苏俄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治理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另外也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国家利益考虑,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非基于普世道义或意识形态,因此共产国际、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也有构建世界革命之"东方战线"的设想,但首先确保的是其在远东的国家利益,也未必会希望和其有着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22.可参见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对于当时世界上民族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描述,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01至10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至103页。

   23.李鸣:《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2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468页。

   25.详见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一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26.《中国之命运》全书共八章、但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即有7章,如李杨所指出的,"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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