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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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实际上是对盟旗王公制度之合法性地位与王公贵族的封建特权的一种法律肯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接着又出兵热河,中国北部边疆陷入空前危机。此时以德王为代表的一部分蒙古封建上层分子,却在日本侵略者的诱惑下,乘机向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实行"自治","企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进而实现他统治整个蒙古的政治野心" 在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所谓"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中,主张"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其统辖范围为"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实际上是对国民政府行省化政区改革的一种全面颠覆;而"内蒙自治政府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今行之",更是试图将中央政府的基本行政管理权收入已有。 由于"自治运动"背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惑,使得局势愈发严峻,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等入蒙宣抚,德王等也四处活动、并派员赴京请愿,双方经过几番激烈争执,最终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并成立了蒙政会;但蒙政会的实际管辖范围、与相关各省的区域、权限划分,仍未得到解决,蒙地仍然处于省县、盟旗部并存的局面。

   这种省县、盟旗部并存的局面,表明了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政区改革实现国家权力在内蒙古地区深入渗透的失败。国民政府以"法治"、"一体化"的名义来强化中央政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权威,是其现代国家建构努力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体现,但面对蒙古封建王公的反弹,其实际上并未对蒙地传统的盟旗封建政治、经济制度造成实质性影响。反倒是蒙古王公,利用"自治权"、"地方自治"等官方话语,为其封建特权地位的继续维持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论证模式。 国民政府这种国家权力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无法深入的背后,自和当时边疆危机情况下以国土维系为第一要务、经济社会改革只能置于其后的客观环境限制有关;当然也是国民政府自身政治能力和权力基础不足的一个体现。

   (三)委托与渗透:中央政府与边疆军阀

   除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深入还面临一个严重调整即是大大小小的边疆地方军阀。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边疆地方势力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些边疆地方势力的产生环境和兴起方式可能各有不同,如晋系军阀号称"守土有责"、固守晋地、对各方虚与委蛇而伺机获得更大权力空间;西北四马的军阀集团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伊斯兰门宦制度高度的宗教性和组织性;四川、西康等则是川内大小军阀混战之地。因此,中央政府内部都是黄埔派、改组派、太子派、政学系等诸多派系门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仅仅是完成一种形式上的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要想保持广袤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就不得不依赖于边疆地方军阀的合作。

   如在蒙古地区,虽然国民政府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但实际上绥远控制在晋系军阀手中、察哈尔控制在冯玉祥集团手中、热河则是东北军的地盘,而青海、宁夏、甘肃是西北四马的势力范围,康藏地区则是四川地方军阀所争之地,其他,如桂系控制广西、滇系控制云南,不一而足。

   上述边疆地方集团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合法政府的地位,但对国民政府的很多政令落实要么阳奉阴违,要么依据自身利益行事,对国民政府试图加强中央权威、控制边疆的措施更是加以抵制。但除了晋系和桂系这样的军阀集团,其他地方势力并无足够的实力与中央公然对抗,而且当某一地域军阀之间争夺地盘时还需要中央的承认与支持以做合法性论证;而国民政府由于自身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限制,以及优先考虑国共内战的规划,因此对于地方军阀在边疆多民族地区代表中央政府施政某种意义上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委托"的态度,同时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上也不得不寻求地方军阀的合作、或者征求其意见;如蒋介石对于刘文辉并不信任,但出于川、康平衡的考量,所以在委托刘湘为四川省主席的同时、也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而对于当时"孤悬塞外"的新疆,在杨增新遇刺、金树仁下台后也不得不授予盛世才新疆边防督办的职务、承认其统治新疆的地位;甚至是被视为国民政府处理蒙、藏地方事务的部级机构,其委员长也先后由阎锡山、马福祥这样的地方军阀代表人物担任。

   因此,国民政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施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军阀实力派的代理来进行的。但这种委任、代理统治,实际上也使得国民政府的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取决于军阀个人的政治品格和治理方式:如刘文辉治下的西康奉行休养生息、发展民生,有力的促进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和睦;而汤玉麟治下的热河则任人唯亲、吏治腐败;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汤玉麟反倒弃守热河、调用大量军车搬运私产,致使日军不到10天即占领承德;而盛世才治下的新疆则在前期标榜"六大政策"、使得新疆政局暂时得以一新,也使得新疆经济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但后期则走上了迫害进步人士、独裁反共的道路。其他如绥远、察哈尔、云南等地的施政,也是参差不一。

   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身财政能力的低下,因此其虽然认识到边疆多民族地区民众财政负担的严重,但不但无力给予划拨支持,反而不得不"反过来依靠地方原有的'赢利型经济体制'来履行其征收附加税和摊款等性质职能;但政府所依赖却无法控制的赢利型经纪人却能够通过对地方民众和精英的强征乱摊而中饱私囊。具体而言,在国民党'省县'制度和'移民垦殖'的方针下,分割统治内蒙古的各行省,纷纷强行丈放蒙旗土地" 。如1928年11月张学良等成立的"兴安区屯垦公署",打的旗号是"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但事实是安置东北当局的裁汰兵员与编余军官。 地方军阀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压榨、一方面引发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型政治力量(地方军阀)与传统政治精英(封建王公贵族)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地方民众对于中央权威的认同。

   尽管国民政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施政需要依赖于地方军阀政府,但对于地方军阀政府,国民政府在本质上并不信任,而且需要严密防范其呈坐大之势,以确保中央政府在形式上的统一。如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如王海兵所指出的,蒋介石最早属意的西康建省负责人选是西康籍的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8次常务会议决定派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随后蒋介石亦以康藏国防关系重要,为疏通康藏隔膜起见,又加委格桑泽仁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之职,并发给无线电收发报机一架,以方便联系"; 在格桑泽仁的建省活动触动到刘文辉二十四军的利益、引发双方冲突、爆发康藏事件后,国民政府不得不命令格桑泽仁撤离巴塘。而其后国民政府尽管同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以牵制刘湘、同时通过使西康早日结束军管时期进入省政时代、进而为川康地区作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做好准备;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在康区排挤走刘文辉以达到直接控制西康的目的,直到后来抗战形势严峻、西康在刘文辉治下也较有成效后才作罢。而在盛世才依靠军队获得督办位置后,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甘于新疆继续处于割据状态,所以对于盛世才的任命避而不谈、而是派黄慕松率团赴疆宣慰、伺机接收新疆;黄慕松至疆后展开对新疆军政高层的分化、瓦解活动并获得部分支持;盛世才当然不甘心就范,杀害支持黄慕松的新疆军政人员、并软禁黄慕松,然后指使手下以个人或者单位名义向南京发报要求早日任命盛世才,而黄慕松为了保命也不得不加以妥协;南京政府派大员控制新疆的计划遂宣告失败。

   当然,只要有一丝中央权威渗入的机会,国民政府也绝不放过。如林孝庭所指出的,早在1941年初,蒋介石就意识到马步芳与马步青交恶,所以1942年马步青陷入困境后,蒋介石"说服马步芳与重庆合作,帮助国民党控制河西走廊。利用马步芳与马步青的交恶来重新控制河西走廊。作为回报,蒋介石答应帮助马步芳接管马步青的军队,并结束他兄弟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生命。蒋介石还向马步芳承诺,只要完成他们的交易,重庆将会给予西宁更多的则政拨款",因此,当蒋介石命令马步青讲部队开往柴达木的荒地时,其他马氏家族成员袖手旁观,沮丧的马步青只能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而当1942年盛世才与苏联失和、决定投靠南京国民政府时,国民政府乘机向新疆加强政治控制与军事渗透,先是重建国民党新疆党部,再趁乌斯满暴动发生、以平叛为由派大批部队进疆,此时的盛世才试图最后一搏,逮捕国民党党部人员,并在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行两面欺骗之术;而斯大林则将盛世才的报告转给蒋介石;蒋介石遂态度强硬的令盛世才离疆、国民党军队此时也已控制新疆,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遂宣告结束。

   南京政府与边疆地方军阀的关系,有合作,有妥协、有放任,也有斗争;而国族整合和边疆治理,也在其与边疆地方军阀的这样一种"委托"与"渗透"的权力关系中缓慢进行。但南京政府执着于权争、缺乏长远规划的机会主义式边疆治理思路,注定了其国族整合和边疆治理只能流于表面、缺乏基础。

   (四)优礼上层人士的意义与限度

   在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上层人物和中央关系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一定成效。如十三世达赖晚年,意识到依靠英帝国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派代表谒见蒋介石,试探中央对西藏的态度,受到了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1931年2月9日,达赖喇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得到初步改善",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央派黄慕松作为专使进藏致祭册封;1940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中央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赴藏主持。 上述活动,既有效的沟通了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的联系,也是国家主权在西藏地区行使的现实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对于边疆上层人士的笼络和优礼,但是仅仅依靠笼络和优礼而缺乏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后盾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边疆上层人士内部也往往是矛盾重重,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可能激化矛盾,更无法起到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作用。如在藏事处理方面,尽管国民政府力图平等对待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也支持班禅系统要求返藏的合理诉求;而班禅本人也是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积极奔走;但当达赖系统提出抗议、反应激烈后,蒙藏委员会即不再坚持。而当主持西藏政府期间为缓和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的热振活佛与亲英的达扎集团发生冲突、向中央政府寻求援助时,国民政府却在紧急关头内部达不成一致意见,如蒙藏委员会的沈宗濂由于个人不欣赏热振而支持索康·旺钦次登来领导改组噶厦,军统局则认为索康·旺钦次登为亲英派,西康主席刘文辉则支持热振复位;"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复位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使得热振处于不利的险境。由于事机泄漏,使热振成为达札和西藏当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而英印当局不像国民政府一样争议不绝、缺乏决断,而是当机立断支持达扎集团采取军事行动逮捕热振,并大肆镇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中央势力,最终也为1949年西藏趁内地政局变革而发动"驱汉风潮"埋下伏笔。因此,把维护西藏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物的亲近中央立场之上,而缺乏长期、可行的规划,在发生突发事件后又犹豫不决、坐失机会。更不敢与分裂势力背后的英帝国主义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国民政府时期藏事解决缺乏进展的重要原因。

   而在蒙古王公对国民政府的行省化努力进行反抗后,国民政府鉴于当时严峻的边疆局势,也为了避免内部纷争,以《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形式肯定了对盟旗王公制度之合法性地位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特权。但这种不敢发动群众、伸张民权,而是把边疆地区的稳定寄托在上层人物的利益维持上的做法,同样是靠不住的,部分上层人士如德王一直具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在抗战关键时刻也走向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诚如常宝所指出的,"正因为对于王公精英特权的维护和纵容,民国时期蒙古与中央的联系不够紧密,造成了在民国时期,蒙古'自治'与'独立'运动的盛行和猖獗"。

事实上,无论是西北地区的军阀统治、西藏地区的僧侣神权制度、还是内蒙古地区的王公特权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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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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