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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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而资产阶级亦院耽然欲起而分其饺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 即民族主义的实现,必须坚决扛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而反帝事业的成功,则必须依靠"多数之民众";可以看出,孙中山和国民党此时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以及革命的依靠对象等问题上,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国内民族问题,该《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将国内民族问题归结于军阀统治:"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而为了实现对外独立、平等的"国族" 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

   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即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使命,也反应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在其后的国民党中央一中全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均重申了之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实现国内实质性统一的民族主义政纲,并结合当时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势,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928年,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1929年3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重申了孙中山之"必须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界"的遗训;在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就国民党未来的施政方略也做了全面部署,而其中第七部分内容即为"蒙藏与新疆", 在决议中,首先强调边疆多民族地区人民尽管方言习俗、行政管理模式与内地有差异,但自古以来在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都是中华民族之一份子,且在近代以来同样处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中,所以国民党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反帝,并组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以使中华民族对外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其后于193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慰勉蒙藏来京各员并团结国族以固国基案》中,也"宣告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虽然仍保留"汉、满、蒙、回、藏"的说法,但更强调团结国族以御外侮而奠国基,并强调要"多任用边地人员,以为训练其政治能力之机会,并增加国族之实力"。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以及边疆地区分裂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的所谓独立自决浪潮,国民党政府对国族、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愈发加以强调,如1938年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力陈"抗战之目的,在于求民族之生存独立……唯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享之",强调抗战是关乎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且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所谓民族自决为诱饵唆使边疆地区分裂分子叛国求荣的阴谋,宣言专门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整个的国家……在未获得胜利以前,吾境内各民族唯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分割而已,民众零星拐骗而已"。

   由上可见,为了能够积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同时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边疆分裂分子的裂土阴谋,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更强调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一体性的一面。

   三、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观分析

   国族主义叙事的极端表现,当属蒋介石在抗战进入全面胶着时期所提出的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存在五个宗族而非五个民族的"宗族"式民族观。在1942年西宁的一次讲演中,蒋介石主张"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们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组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系五个宗族的观点的系统阐述,则集中在蒋介石于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蒋介石发表该书,有借废约凝聚国民抗战意志、提升民族自信的考虑,也有强调废约这个被国民政府认为是首要革命目标的事项系由国民党和蒋介石完成之政治宣传的意蕴在内。由于该书的发表刚好在美、英等列强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缔结新约之后,蒋介石在该书中又系统阐述了其废约之后的"建国"蓝图 ,因此该书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

   该书第一章名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指出: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但其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命运的记录……即如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函数考其远祖出于夏后氏。东北的女真与西藏的吐蕃,是鲜卑的子孙,而晋书魏书考其远祖皆出于黄帝轩辕氏……至于我国今日之所谓回族,其实大多数皆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回教徒,故汉回之间其实只有宗教信仰之分,与生活习惯之别而已。总之,我们的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同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我们中国五族的区分,乃是由于地域和宗教的,而不是由于种族的和血系的关系,这是我中华民国全国同胞不可不彻底了解的。

   蒋介石在该书中,直接将中国境内各民族称之为"宗族",并援引中国史书典籍上的相关记载,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其实同属于炎黄子孙后裔,汉回之间也仅有宗教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显然是为了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除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的革命任务,还在血缘上具有天然的联系。诚如有学者所言,"蒋介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国内各民族组成的,但否定国内各民族是各个民民族体,认为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宗族宗支。把民族观换为宗族观,虽然能使国族的国民、民族一体的观念得到强化,但否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边疆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性" 蒋介石以宗族论为基础的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论证,固然实现了表面上的自洽,也是当时出于强化国族认同的现实政治需求,但显然具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其关于我国境内民族发展、交往的描述也不符合我国多民族的历史事实。当然,这种论证,也和蒋介石本身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影响,认为中国处于全面落后是因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落后所以必须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民族的整体凝聚力有关,同时也是当时客观的政治情势使然。

   事实上,当时满洲国的成立、内蒙古德王等策动的"内蒙古自治",固然有外部势力的怂恿、策动、甚至直接推动,但这些分裂活动在形式上,是以"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名义进行的。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何那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就会对这种民族危亡关头对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强调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

   任何时代特定人物的政治努力,都有其特定政治语境。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之国族意识的强调,固是因为当时面临抗日救国的空前民族危机,同样也是清末以来强调"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建构之路的继续,蒋介石"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将蒙、藏等族视为"宗族"而非民族,确有歧视各少数民族的色彩,同时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动态性、互动性的特点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但在当时对于凝聚中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集全国之力共同应对抗日救亡,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诚如有学者所言,"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中华民族成员在与"民族之敌"的殊死较量中,对民族共同体共同的命运有了深切的体验、对共同体的民族文化有了明确的认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抗战时期对于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强调,本身即是中国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一部分。

   四、 国族主义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统合

   随着1928年底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其自身实力和北洋时期几乎被视为东交民巷联络部的羸弱之状相比,还是有了一定增强;因此,在结束所谓"军政"时期后,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思考未来的施政方略,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商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即可被视为国民政府的一个训政时期施政规划。这一决议案中包含政府组织、财政、建设、教育等问题,还将"蒙藏与新疆"也作为一部分单独列出,充分证明了国民政府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视,而这一决议的相关内容,也可被视为国民政府在民族问题处理与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路体现。

   国民政府的施政,声称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圭臬,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要求的边疆内地均质化程度,加之其相比于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有明显增强的实力自信,因此在决议的开头,即强调"本党致力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虽然国民政府也清醒的认识到"此数地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在国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在其后的《训政时期约法》这一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宪法性文件中也不得不规定"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得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 。在论证了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对边疆人民的侵略与剥削是"蒙古、西藏、新疆之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所处之地位,无稍增进"之原因之后,强调"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而如何用三民主义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国民党认为:"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于民生主义上,乃求发展国内一切人民之经济力量,.完成国民经济之组织,解决自身衣、食、住、行", 即通过民族主义方面的国族整合、一致对外;民权方面增进国内诸民族的自治能力、扩大各族人民的权利行使和政治参与;另外解决各族人民的民生问题这样三个方面的政治努力,来实现边疆稳定与国族整合。

   国民政府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权保障和民生福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如民权方面对于扩大少数民族政治精英的参政范围、对民族平等的强调;民生方面对于开发西北、西南边疆中涉及到的交通、教育、实业兴办等方面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国民会议、国民大会这样一种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中藏族、蒙古族等边疆民族代表的政治参与,既是各族人民平等行使参政权等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更是中国对于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主权行使的一种彰显。 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和帝国主义者对于边疆地区的蚕食阴谋,使得国族整合始终成为当时民族治理和边疆政策的首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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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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