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关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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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一个最主要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已显著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本文中消费率、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分别指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了持续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失衡状况,经济增长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可能陷入衰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9.3%;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10.4%;2001-2007年期间达到10.8%。但此后一直减缓,2008-2011年平均降到9.6%,2012和2013年只有7.7%,2014年降至7.4%。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出口放缓,而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是其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体制问题紧密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了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任务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结构失衡能够得到调整,增长率下滑趋势将逐渐被制止,未来10—20年中,中国经济将仍然有足够潜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这将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本文第一节分析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特别是收入分配对该趋势的影响;第二节讨论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三节讨论适度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以实现“黄金储蓄率”的可能性,以及怎样调整收入分配来实现这一结构优化。
  1. 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数据,中国在从1952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储蓄率逐渐提高,消费率从79%下降到62%。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有所回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65%—66%,但随后再次回落,2000年为62%。
  特别突出的是此后的10年间(2000-2010),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到48%,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46%以上降到35%以下。两者都达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点。储蓄率升到接近52%,也是世界罕见的情况(据世界银行数据)。只在最近两三年,消费率才出现了轻微回升。
  数据显示,资本形成率基本上随储蓄率上升而同步上升,两者大部分时间大体重合。但在储蓄率攀升到40%以上后,两者开始发生分离,资本形成率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之间的差额,是由净出口来弥补的。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中国过去一个时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除了国际市场情况的变化,也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增加了企业出口压力有关。而继续依赖刺激投资扩大总需求,不能根本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产能过剩。
  不错,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的高储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投资,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也不是越低越好。2000年以后,消费率加速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超常增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从过去的10%左右上升到17%以上,但这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相反在过去5-6年间出现了增长连续减速。这说明在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条件下,内需不足在加剧,使得经济效率明显下降了。
  中国消费率的长期下降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特别在过去十几年间与政府支出结构关系密切。
  第一,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使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状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就业,使城市劳动力市场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在一个时期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也使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从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8.4倍,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只增长6.3倍和3.6倍,全国人均消费仅增长4.4倍(均按不变价格计算)。近年来,工资增长加速,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富人的储蓄率远高于穷人。以2012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只有11%,而10%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高达41%。
  从1985年到2010年这25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48,进入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之列。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富人收入增长快于穷人,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少数人倾斜。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会自发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统计显示,仅在2000-2010年间,全国居民储蓄率(城乡居民加权平均)就从23%上升到29%。
  实际上,收入不平等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情况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更严重。这是因为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来源不明、不能确认其合法性的收入),并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这主要与腐败和体制缺陷有关,包括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存在漏洞,透明度低、缺乏监督,税收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性收入的分配不合理等等,导致公共资金流失,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也间接对消费率产生影响。
  第三,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的改革开放中迅速下降,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收入快于GDP增长,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在2003-2012年期间,国家预算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以年均22%的速度(不变价格)增长,其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9.6%上升到15.1%。此外,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大量用于投资,而且地方政府近年来借债投资大量增加。而同期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消费的政府支出增长则相对较慢。这加剧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因此也加剧了居民消费占GDP和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数据,全国1.66亿外出农民工纳入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只有16%-17%,纳入失业保险的只有9%。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些劳动者为了应对未来的失业、养老、疾病、子女教育等风险,只能压缩当前消费,尽量提高储蓄。
  第四,处于垄断地位和占有资源优势的企业收入及储蓄迅速上升,也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原因。这些行业在定价和资源占有等方面享有特殊地位或受到政府保护,获得了数倍于竞争性行业的利润率。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不善导致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也是重要因素。
  第五,各级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强烈冲动,常常为大型投资项目和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而拥有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较差,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也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下降。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推算,在1995到2008年期间,全部小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6.4%下降到44.2%,占工业就业的比重从67.0%下降到59.4%。小企业的萎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利的。
  最近几年,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小幅度的回升,说明收入分配开始有了改善的迹象。这与近年来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和政府的惠农政策有关。但根据目前情况,还很难认为消费率回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有待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继续推进。
  2. 消费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
  2000-2010年期间,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使总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国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自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使出口增长显著放慢。这又促使政府采用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使投资率越来越高。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高度的出口依赖
  随着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2000年以后的多数年份中贡献率都在40%上下。而在2000-2008年期间,出口超高速增长,按美元计价年均增长率高达24.4%,贸易顺差也一度不断攀升。一个原因是我国竞争力上升和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内需相对不足,而国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找不到出路,迫使企业转向国际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结构失衡的反映。近年来出口增长放缓,内需不足的矛盾就立刻凸显出来。
  2)过度的投资依赖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从35.3%升至48.3%。尤其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扩张性投资计划,同时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融资投资,涉及资金十几万亿元。2009年银行贷款大幅度放松,一年间增发贷款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三分之一。这导致了一个时期货币供应极度宽松和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
  投资高速增长,在短期内的确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问题在于,居民消费并没有与投资同步增长。增加投资引起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但在国内找不到相对应的市场,因此很快就造成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为了避开产能扩张的难题,近些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这些领域的投资虽然不直接扩大产能,但短期内扩大了对钢铁、水泥等投入品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这些部门的产能扩张。在扩张政策结束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
  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
  很明显,在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不断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扩张政策来拉动需求,只能有非常短暂的效果,随后供过于求的状况将更加严重。这样的扩张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正在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3)增长放缓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扩大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投资成为无效投资。表1对2001-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和比较。从表中可见,在这10年中,由于急剧的投资扩张,全国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已经从10%上升到17%左右。而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
  
  表1也计算了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GDP)和增量资本产出比(Δ资本存量/ΔGDP)的变化。这两个指标是平均资本生产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倒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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